《經濟學人》雜誌2011年6月30日的封面文章――《太空年代的終結》（「The End of the Space Age」），基本上總結了長期以來對「太空年代」的官方敘事：
冷戰期間，美蘇兩國開發洲際彈道導彈以運送核彈頭，從而發展了衛星及航天飛行器等方面的技術。太空競賽這一美蘇之間為爭奪航天實力最高地位而展開的競賽，終於成為冷戰最重要的一維，以尼爾・阿姆斯特朗和巴茲・奧爾德林成功登月，美國宣告勝利達到高潮。
《經濟學人》封面隨著阿波羅計劃無以倫比的成功，政治需求漸次缺席，從而NASA精簡，航天也漸漸局限於近地軌道，以機器人取代宇航員。人們一面從NASA項目中持續得到關於宇宙和太空的知識，同時也開始關注其巨大的開支，代價高昂的失敗，以及在挑戰者號和哥倫比亞號上喪生的十四名宇航員等其他方面的信息。
到冷戰結束，太空梭退役，新的太空探索活動一度失去了其所有源動力，以政府為主導的「太空年代」走到了盡頭。
於是，企業和財富階層的個體成為太空探索的新興力量，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由億萬富豪主導的太空探索新時代？
事實並非如此。
SpaceX成功發射獵鷹重型火箭[ 圖註：美國東部時間2月6日下午1點30分（北京時間2月7日凌晨），馬斯克麾下商用航天公司Space X的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在美國肯尼迪航天中心首次成功發射。本次火箭送入太空的任務載荷，是特斯拉的一輛Roadster跑車。此次發射也是馬斯克火星計劃的重要一步。根據設計，"重型獵鷹"能夠裝載17噸的貨物飛往火星。按照計劃，SpaceX公司將於2062年前在火星上建立一個容納100萬地球人的殖民地。]
埃隆・馬斯克，傑夫・貝佐斯，保羅・艾倫們在太空探索項目中的投入，不是新鮮事，民間力量作為美國太空探索力量的重要分支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史普尼克（Sputnik，人造地球衛星）年代之前近兩百年。
要想真正理解企業和個人何以「一夜之間」創造太空探索的奇迹，需要把這一現象放到歷史框架中去看。這時，一個與官方敘事截然不同的歷史版本會出現。這個版本里，個體的主動行為和民間資助是長期而持續的。21世紀初的這一潮流只是財富個體以及科技實業家們長久堅持的回歸和延續，20世紀中期的「太空年代」，僅僅是自望遠鏡年代開始，到昨天的獵鷹升空之間的一個階段。
作為這一傳統最主要的代表，是遍布美國各州，甚至各城市的天文館/台。
作為美國空間探索的工具，這些天文館/台的符號意義也許大過科學價值，無論怎樣，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民間資本創建。其中著名的利克天文台、威爾遜山天文台、帕洛馬山天文台，投入之大，跟同時期經濟數據間的比例，堪比NASA項目。
個人出資興建這些被美國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稱作「天空中的燈塔」（「Lighthouses in the Sky」）的天文館，動機不一：有出於本能的對「天」的興趣，有科學的好奇心，也有為了展示個人地位或者青史留名。美國最早的太空探索階段，就在這樣一個極其個人的上下文中誕生了，代表性的人物奧姆斯比・麥克奈特・米切爾（Ormsby MacKnight Mitchel），喬治・艾勒里・海耳（George Ellery Hale）向富裕的精英階層和普通大眾兜售他們充滿神秘色彩的「天空」探索。
沛馬奎特燈塔（Pemaquid Lighthouse）在火箭出現前很久，人類探索太空仰仗的是另一種昂貴技術――大型望遠鏡。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期的美國天文台已經能夠開展具備相當複雜程度的項目，天文學家們在這裡進行被稱為「天空探索」的活動，再將他們的考察結果傳遞給渴求科學新知新發現的公眾。這些早期的天文台都採用當時歐洲的最新技術――昂貴的進口設備以及工程合同，因此動員和調用可觀的資金便成為必須。
詹姆斯・利克（James Lick）曾經是加州最富有的人，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的開支佔據了他全部資產的17.5%。如果把這個比例用到2015年的加州首富，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里・埃里森的財富總值上，大約相當於95億美元。
拿另一組數字對比感受一下：NASA探索矮行星冥王星的新視野號（New Horizons）項目，大約耗資6.7億，探索水星的信使號（MESSENGER）大約耗資4.2億，火星探測漫遊者（Mars Exploration Rovers）大約耗資8.5億。
利克天文台是世界上首個建於山頂的永久性台址，使用富豪詹姆斯・利克的遺產，建於1876-1887
詹姆斯・利克36英寸折射望遠鏡，利克的遺體就安葬在儀器的基座下面
遙望利克天文台在美國早期歷史中，天文學以及對天空的探索，一直被認為是智力高度發達的標誌，更是殖民精英應當從事的一項高貴活動。英屬北美時期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第一任總督的長子，後來自己也成為殖民地總督的小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 Jr.）對天文學有著強烈的興趣，為了能夠與牛頓相呼應，1660年進口了新世界歷史上第一台望遠鏡。
John Winthrop Jr.（1606-1676）殖民地對天文學的興趣超過了對任何其他非農科技的興趣，大概還有一個原因，新英格蘭地區清教神職人員傾向於將其視為對上帝造物之完美無瑕的證明。了解「天堂」，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個持續的主題，也是早期美國天文台創立的重要驅動之一。
與此同時，天文台也逐漸衍生出一些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成為社會和地區的驕傲，國家文明發展的象徵。
從了解「天堂」而發芽，成長為真實的探索興趣，在很多人眼裡，象徵了城市的成長，有如少年人的coming-of-age。正如《雅典娜神殿》雜誌（The Athenaeum）駐波士頓記者在1840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說，「在我們的智者所討論的重要話題中，有一項是創建天文台，以匹配我們作為一個文明民族的形象。」
哈佛大學天文台，建於1839，美國建立的第一座大型天文台
阿德勒天文館（Adler Planetarium）建立於1930年，是西半球第一座天文館進入20世紀，開始了火箭技術的歷史。羅伯特・哈金斯・戈達德博士在這一領域中的地位無人能比，他超前於任何人，設計、建造，於1926年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枚液體燃料火箭，為人類最終進入太空鋪平了道路。
羅伯特・戈達德在1926年進行首枚液體火箭試射根據傳統航天史的說法，太空年代，以前蘇聯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史普尼克」的發射標誌，始於1957年。冷戰結束后多年，「史普尼克」仍然以時髦的姿態，獨立於政治，在文學、設計、時尚領域佔有重要一席。小群體精英的愛好，到冷戰時升級為地緣政治的主要標誌。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個星球上的兩個超級大國，開始了政府層面的太空競爭。如果說是蘇聯的「史普尼克」開啟了這個時代，那麼美國的「登月」則無疑是這個時代的高潮。並且「登月」跟「史普尼克」一樣，也作為文化符號，獨立於政治而獲得永生。
史普尼克1號，第一顆進入行星軌道的人造衛星
1969年7月20日，宇航員奧爾德林在月球上，阿姆斯特朗拍攝。這是人類第一次登上月球在人類科技史上，很少有其他事件，在政治文化地位上能與太空年代的顯耀相比；而經濟上，其所獲得的資源分配比例，至今也無法超越。
與美國早期太空史所得到的關注度不夠相比，這個時期的問題恰恰相反。美國太空計劃的成長和進化始終被定位為冷戰競爭的結果，它關乎國家威望和民族驕傲，它具有軍事必要性，它是技術專家治國的一部分，它還是美國南方的「第二次重建」，是航天革命者已然實現了的目標，是NASA持續增長的發展計劃部分，是無可避免的生命延展進化……
參與制定「后史普尼克」年代美國太空政策的聲音里，人們一直能聽見一個堅定的詞「prestige」，國家威望，用來作為要求投資撥款的無比正當的理由。這在政治學家弗農・范・戴克（Vernon Van Dyke）1964年作品《驕傲與權力》（Pride and Power）中第一次試圖對其進行全面分析， 此後這個概念一直佔據了顯著位置。
然而正如「史普尼克」和「登月」這兩個概念一樣，文化和本能，遠比政治需求永恆。也許把眼光投向「前太空年代」，對我們如何看待眼前反而更加有意義，也就是說：探索的主要驅動來自於根本需求，而支持這一需求的，是民間資本，人類個體的熱情遠比政府行為更加持久。
喬治・艾勒里・海耳，1868－1938，美國天文學家
威爾遜山天文台，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捐建，喬治・海耳為首任台長
1938年錢學森在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外留影所以21世紀財富個體，傑夫・貝佐斯，埃龍・馬斯克，保羅・艾倫們的投入，是19世紀及20世紀早期先輩們長久堅持的延續，是重現。這些人，既是太空企業家，也是詹姆斯・利克，喬治・艾勒里・海耳，安德魯・卡內基，哈里・古根海姆們的傳統繼承者。從歷史的長河中看，冷戰期間上演的地緣政治太空戲，只是短暫的一個瞬間。這些新的「天空」探索者們如今獻出資源，正在押註上路。
這是一個更廣義的太空年代，遠比發軔於地緣政治，由政府主導的那場大躍進有意義。
然而這一切本身意義何在？
「如果一個人從來不能理解對探索和發現的渴求，這個問題便是沒有答案的；而對那些能夠感知這一渴求的，它本身就是答案。」
――德國物理學家，赫爾曼・奧伯特 《通向航天之路》，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