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反戰抗議、胡士托、甚至長發吧。1960世代的真正遺產是計算機革命。」
――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 1995
誰都聽過「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句話，許多人都以為那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說的。
然而，喬布斯在那場斯坦福大學演講中是這樣說的：
「當我年輕時，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型錄》（編註：Whole Earth Catalogue，也譯《地球概覽》），是我們那一代人的的聖經。它的創辦人叫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他就住在離這不遠的門洛公園，他的詩意與才氣創造了這份刊物。那是在1960年代末期，個人計算機和桌面排版還沒出現，排版全靠打字機、剪刀和寶麗來相機。這份刊物像是紙上的google，卻比google早了三十五年：它懷有理想主義地介紹了大量實用工具和一流觀念……他們出版的最後一期是在1970年代中期，那時我像你們現在這麼大，那期的封底照片是一張清晨的鄉間公路，是喜歡乘車冒險的人常會見到的風景，照片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成為他們停刊的告別語。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期許。」
其實，布蘭德和《全球型錄》不隻影響了喬布斯，更把嬉皮文化的夢想、把科技的解放潛力帶入早期計算機工程師和網路文化先行者的世界，啟發他們對於一個數字美麗新世界的想象，即使這個世界，我們現在的世界，其實並不那麼美麗……
1.
Stewart Brand年輕的布蘭德熱愛新鮮的事物，尋找自由與解放。1960年代初期，他在東岸參與了先鋒媒體藝術組織USCO（The Company of US），這個團體擅長使用聲音和影像的多媒體技術，但他們又對東方神秘著主義有興趣，會將「現場藝術」（happening）轉變為一種技術與神秘社群的迷幻慶典，例如人們會坐在地板上燃香吸煙，聽著各種聲音片段，看著詭異的彩色投影在牆上。
他們在1964年到1966年最活躍，正好成為迷幻時代的先鋒。那時布蘭德算是他們的邊緣成員，不時擔任他們的攝影師。不論是USCO或布蘭德，當時都深受麥克魯漢的科技與媒體理論所影響，相信科技是社會變革的工具。「USCO建造多媒體環境時，他們希望觀眾感受到個人知覺融入了電子媒體的神經系統中」。[1]
在西岸，因為小說《飛越杜鵑窩》（1962）而成名的作家肯克西（Ken Kesey），正組織一個叫做「歡鬧一族」（Merry Pranksters）的團體，他們將一台舊校車進行迷幻彩繪，開到四處推廣進行迷幻藥體驗（Acid Test）。他們是嬉皮的原型：因為他們既推崇迷幻藥作為一種超越身心性靈的新體驗，也實踐一種公社生活方式。
布蘭德在1960年代中期加入了他們，並且把USCO多媒體技術結合起歡鬧一族的迷幻風格，在1966年和克西一起舉辦了「迷幻之旅祭典」（Trips Festival）。現場有兩個樂隊演出：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和由Janis Joplin擔任主唱的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他們很快會成為迷幻搖滾的代表性樂隊。這場活動成為嬉皮文化的關鍵性事件，也讓斯圖爾特・布蘭德從邊緣人物成為一個新場景的推手。
布蘭德不是一個只是高唱愛與和平、頭上戴著花的嬉皮，他對科技在社會的角色，對於世界的真實樣貌有著濃厚的興趣。
在1965年時，他就在路上戴著一頂黑色高帽、穿一個三明治紙板上面寫著：「為什麼我們還沒看到整個地球的照片（Why haven't we seen a photograph of the whole Earth yet?'）」，並會在從西岸的柏克萊大學到東岸的MIT等大學門口賣起寫著這個字的徽章，要求NASA公布地球全景圖。
斯圖爾特・布蘭德，1965如果我們能看到地球的全貌，會對世界有整全的了解，他如此相信。
1967年，NASA終於公布了由衛星空拍的地球圖。
地球的第一張彩色照片，曾刊於《全球型錄》的創刊號也是那一天的夏天，在舊金山的「愛之夏」，嬉皮文化達到了高潮，卻也開始崩壞。一切變得更加混亂、失序，失去了最初的純真。許多人離開了舊金山，到不同的鄉村組成公社，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據統計，在1967年到1972年間有成千上萬個公社成立。
布蘭德想到這些公社的創建者會需要很多生活用品，因此和妻子印了一份涵蓋一百二十種商品、六頁的油印紙型錄，在1968年七月開著一台小貨車到各地公社去賣。生意很好。
秋天，他把這主意變成了一本正式的刊物，出版了第一期的《全球型錄》（Whole Earth Catalogue）。
2.
《全球型錄》創刊號的封面是布蘭德渴望已久的一張照片：NASA從太空拍攝的地球照片，而在刊名下面有一行字：access to tools/工具的管道。這張照片和照句話看似無關，但構成了《全球型錄》的主要精神。
這本型錄提供是一個人要理解世界和建立生活所需要的各種用品和知識，全本刊物分成七大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統、房屋和土地利用、工業和手工藝、通訊、小區、游牧和學習。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統」是一份書單，包括影響他甚深的麥克魯漢、巴克敏斯特・富勒，和「憂鬱的熱帶」、「道德經」等經典著作。每一個物品、每一本書，都附有推薦評語。
上圖均為《全球型錄》內頁圖片結果是，第一期就賣了將近上百萬冊。他另外開了一家實體店面來販賣型錄中提到的東西。
《全球型錄》的創刊號只有六十一頁，此後每期不是換掉前一期內容，而是增加合適的商品和內容，到1971年的《最後的全球型錄》厚達448頁，有1072種商品[2]。六本正刊之外，他還出版了數本「增刊」。
1972年，《全球型錄》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出版界的最高獎項。
但《全球型錄》不是書，不是雜誌，也不是傳統的商品目錄，而是一種新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主張。他們一方面倡議一種人們高度凝聚的公社生活，另方面也推動人們利用工具來追求自己的需求與幸福――用現在的話說，一種「maker」的哲學。
在第一期序言中他寫道：「一種屬於個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個人運用自己的力量自我管理教育、獲得啟迪、形塑自己的環境，並將他的經歷與同好分享。《全球型錄》尋找並推廣有助於這個過程的工具。」
《全球型錄》首期序言圍繞著《全球型錄》形成了一個社群，他們不只是讀者或購買者，也是物品的推薦者和評論者，這是前網路時代的網路論壇。而且參與者除了公社中的前嬉皮，還有矽谷正在崛起的科技族群。或者說，許多早期的工程師和計算機科學家都是LSD迷幻藥的粉絲或者是嚮往公社生活的長發嬉皮們。
可以說，《全球型錄》把嬉皮文化中對社群共同體、對個人自由的想象，帶入新興科技的矽谷。
3.
事實上，在那之前的六十年代，計算機和科技被視為巨大體制和無人性機器的象徵。
1964年柏克萊大學學生進行了一場六十年代反抗史上關鍵的言論自由抗爭運動。抗議學生們將空白的計算機卡片掛在脖子上，上面有打洞的文字「FSM」（是free speech movement/言論自由運動的縮寫）。運動領導人馬里奧薩維奇說，「在加州大學，你不過是一張IBM卡片。」（那時計算機是以分批的打孔卡片處理信息。）
這是彼時反叛青年們的主流意見。對他們來說，計算機和科技是工業化社會的新階段，是理性化思維的最高象徵，其結果是高度集權的技術官僚取代了民主討論，體制的運作邏輯削弱了個人的能動性。就在柏克萊大學抗爭的同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出版了一本影響力深遠的的著作《單向度的人》。他認為科學技術在現代工業社會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成為另一種極權體制，人被剝除了自由和創造力，只成為一個單向度的人。
雖然來自嬉皮社群，但是布蘭德並不是一個反科技的人，反而是對科技的作用充滿興趣。《全球型錄》是最早肯定科技作為改善人類生活，解放個人創造力的媒體。例如，他在第一期就介紹了很早期的桌面計算機，HP的9100A Calculator（當時一台要四千九百美金），這台計算機就是在1968年誕生的。
《全球型錄》第一期對9100A Calculator的介紹布蘭德說，「我發現計算機比藥物更能擴張我們的意識。」
尤其《全球型錄》辦公室當時就在灣區，當時一些對個人計算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組織都是在全球型錄辦公室附近，且都是他們的訂戶，如斯坦福研究中心下的增益研究中心 （ARC） 和全錄的帕羅阿爾托研究中心（Xerox's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簡稱PARC）（這個中心被認為發明了第一台個人計算機），或者是一個計算機玩家組成的「人民計算機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布蘭德經常在這些中心和小區走動。
《全球型錄》把世界重新概念化為一種信息的網路對於當時的計算機科學家啟發很大。PARC的核心計算機科學家Alan Kay說，他們在《全球型錄》上看到一種組織信息的方式、一種超鏈結信息系統，「我們認為《全球型錄》是網際網路未來面貌的紙上版本。」
另一方面，布蘭德也受到當時各種新發展所啟發。就在《全球型錄》第一期出現的1968年，計算機科學家Douglas Engelbart（他是滑鼠的發明人）在一個會議上首次展示了我們現在熟悉的滑鼠/鍵盤/屏幕的結合的計算機系統，現場三千人都震撼了。這個事件被稱為「The Mother of all Demos」，而布蘭德就在現場擔任錄像攝影。Engelbart很早就相信未來計算機可以讓人們分享觀念和解決問題，而當時多數計算機科學家都沒有這麼想。
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正好是個人計算機開始崛起發展的年代，同一時期的《全球型錄》可以說和這個社群、和這個新崛起的科技力量彼此啟發。
《全球型錄》之外，布蘭德也在其他地方寫作推動這些不同文化的連結。1972年，也是誕生於舊金山的《滾石》雜誌（1967年創辦）邀請布蘭德報導灣區的新興計算機研究風潮，布蘭德和年輕的攝影師安妮・萊柏維茲（如今是世上最有名的攝影師之一）前往斯坦福大學人工智慧研究室和PARC等地方報導他們正在進行的一場「太空大戰」電動遊戲競賽，結果產生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太空大戰：計算機狂的狂熱生活與象徵性死亡》（Spacewar: Fanatic Life and Symbolic Death Among the Computer Bums）。
這些研究者在文章中被描繪為反文化的先鋒，說他們是不法之徒，因為工程師會不斷打破規則。他們具有建立一個新社群的夢想，相信計算機可以帶來個人自由，甚至可以說是「歡鬧一族」的高科技版，只是如今計算機取代了LSD。被報導的計算機和程序設計師們和其他人看到了自己的「酷」，愛上他們被描述出來的願景[3]。
《全球型錄》結束后，布蘭德遊盪過一陣，但就在1983年《時代雜誌》把個人計算機當作「年度機器」時，布蘭德正和他人合辦一本《全球軟體型錄》。
1983年《時代雜誌》把個人計算機當作「年度機器」1984年，他和新認識的作者凱文・凱利舉辦了第一屆黑客大會，一年之後，布蘭德和計算機創業家Larry Brilliant創辦了WELL，這是一種電傳會議系統，用戶可以撥接進入中央計算機，輸入訊息給彼此，這可以說是《全球型錄》的在線版，也是那之後十年最有影響力的在線討論社群。
當然，那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不論是個人計算機或者即將而來的網路時代，乃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社交媒體。數位時代的開拓者們確實是抱持著嬉皮文化的夢想。
在1995年《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的特別專題「歡迎來到網路空間」中，布蘭德寫了一篇文章《一切都要歸功於嬉皮》（本文開頭引言即出自此文）說：「反文化對集中權威的蔑視對於去中心化的網路和整個個人計算機革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哲學基礎。」
布蘭德和《全球型錄》無疑是將嬉皮文化帶入網路文化最重要的引路人。只不過，那個曾經美麗的烏托邦如今卻可能變成一個反烏托邦，一張邪惡的「黑鏡」：自由平等的網路世界被科技寡頭（如臉書）壟斷，開放的社群成為企業盈利的工具；我們隨時都被科技老大哥關注，我們看似更緊密連結但卻更為孤獨。
歷史繞了一圈，布蘭德曾經推動的網路文化革命似乎遭到反革命。科技巨靈再一次可能主宰這世界。
2010年的斯圖爾特・布蘭德註：
[1] 引自《尋找新樂園》(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2] 1971年六月，在出版了最後一期后，布蘭德舉辦了一個慶祝全球型錄之死（demise）的派對，總共有五百多人參加。他拿出全球型錄剩下的兩萬多美元，請大家提出建議該如何使用這筆錢。
[3] 引自《尋找新樂園》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