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聽說張鳴先生指定我來為其大作寫篇文章的時候，不免不安。這並非是我不能給他寫點兒什麼，實在是時間緊，時間冷。「凜冬將至」（Winter Is Coming！《權力的遊戲》語），在個人應對越來越個人性的時候，為朋友、兄長、師者、戰士的文字說些什麼，實在並非其時。
不過，我確實有些話說。跟一般的知識人和寫作者不同，張鳴先生的存在早已越出學院、讀書人的圈子，進入到社會層面，他的進退姿態、形象關乎時運的變遷。我就聽過不止一位朋友談論張鳴的書和文字，見仁見智；我還聽過不止一位潘炕蚵肱┧擔早上擠地鐵的時候，看一看張鳴的公號文章，還算是近乎麻木的日子裡的亮點。
跟庸俗化理解張鳴現象的意見不同，年輕的讀者反而多認同張鳴和他那不平則鳴的言論。在明心見性的話語世界，我們需要深刻、需要片面，也需要家常、更需要聲音本身。跟知識收費的現象也有不同，張鳴的文字不是言說知識、學問，他是提供知識在場的證明，呈現知識的實學功能。在一個群體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層面，發出聲音有時候不是為了言說意義，發出聲音本身即是意義。當一個又一個微信群里出現「有人嗎？」「說點兒話吧」等等空曠的話語回聲時，我們可以想見言說之於存在的價值。
在持續了數年的微博言說之後，在持續了一年之久的微信公號文字之後，張鳴發出了一則微博：「從今天起，做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爭取不再焦慮，不再憂國憂民，一個人，一個民族，生死自有定數。」這條微博在網路上引起了一些反響，很多人表示理解，認可張鳴的選擇。
當然，張鳴停耕網路文字只意味著他在某個領域裡的沉默。尤其是，這種沉默既是有關時世品質的證詞，也是一個知識人或說一個人的尊嚴表達，更是一個人的美學表達。雷海宗先生曾說過，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這種沉默或一言不發的世界奇觀，既有鄉愿犬儒之丑，也不乏悲愴之美。
從歷史上看，一個時代的「萬馬齊喑」並非真實，即使最嚴寒的日子也有人說話，只是這聲音被冰封雪藏了。我曾寫過一條微博：「一個朋友說起冬天室內的寒冷，有一次他跟太太隔遠說話，聲音大了一些，出口即凍，彼此都聽不見說什麼，直到供暖那一天，他們那次的說話聲如春雪融流，喃喃可辨，一時成為家裡的奇觀。有人說，世道冬天裡的持自己意見者的聲音亦如是，到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聲音才為眾人周知。」
在一個社會極其穩定又極其脆弱的時候，持自己意見的言說及其之後的沉默不僅是真實的表示，也是美學的表示。沒有自己的意見，任何言說不過是傳聲筒，任何言說及其默而從之不僅是真實世界的喪失，也是善和美的喪失。真、善和美的現象在社會生存的層面上，往往是相互說明的。一個退休的編輯曾告訴我，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就突然發現世界並不美好。原因很簡單，這個世界不讓她們小姑娘穿裙子，大街上的服裝都整齊劃一，不美，假得很。這是我最早明白從美的角度來判斷世界的案例，因為不美，所以不真；同樣的，因為不真，所以不美。
二
醜類早已不是粉墨登場，而是大行其道，它沒有敗壞我們，它跟我們的親緣關係使我們成為它本身。我們是審丑自得者，是逐臭之夫，是風雅附庸得如此之俗還標榜成為流行者、成為楷模者。這類文明史上的奇特景觀並非只是罕見的現象。
但這種與人性真實和美好相去甚遠的生活，一如我文化中所說的作死所顯示的（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一如今人洞明的「裝逼」這一時代關鍵詞所揭示的，其實不僅僅是醜陋虛假的代名詞，也是愚昧的代名詞，是罪惡的代詞。愛因斯坦就曾觀察到人間的罪戾：「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不過，老愛沒有對此類社會現象做深入揭露，即丑的、胡鬧的東西是罪惡的東西，也是愚昧的東西。
儘管有人論證其中有神聖的愚昧，但魯迅也從中看到別有用心的愚昧：「大家來謁靈，強盜裝正經，默哀三分鐘，各自想拳經。」歷史學家也看到了自慈禧以下或宮女出身或農民出身或貴族出身者別有用心的愚昧。
因此，「素質論者」多以為，我們的基層民眾很愚昧，像義和團的民眾看似有追求，而實際很愚昧，而精英之士是聰明的，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並能創造人生價值的。事實並非如此，愚昧是全面的。近年來雖然有人注意到了愚昧帶來的醜陋，「小學課本越來越丑」，「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建築越來越丑，服裝越來越丑……愚昧盛行一時，貪腐者痛哭流涕得很醜，不可一世的黑社會老大在法庭上很醜，知識人的公眾表達很醜……
多年前，詩人聞一多面對世間的醜陋愚昧，而以詩見證：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張鳴不是詩人，他是學者，是歷史學家，但同樣是仁者志者，他曾經的感慨讓我多次引證：我們的歷史學家每每熱衷於引用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那句說「瓜分中國實屬下策」的「名言」，來說明義和團運動的巨大功業，其實，在那個時候，西方人對中國人說了很多很多的話，其中最多的其實是悲憐中國人的愚昧，從那以後，一些傳教士們開始了一輪又一輪在中國興辦教育的熱潮，其痕迹現在依然能夠看得見。
三
我認識張鳴有十五年了。我向他約稿，朋友張守禮先生把他的電話給了我，我們就這樣聯繫起來，幾乎是君子之交。最初的印象是他無書卷氣，說話直率，兩三句話中會蹦出國罵來，因為在農村待過，對社會的觀察有實感。用這個時代大眾們最低的要求來說，他不裝，不紙上談兵；他說的是人話。
三年後，我出版了《非常道》，送給張鳴。張鳴翻了翻，說，你這個中文系的搶我們歷史系的飯碗。又說，我們搞歷史的人隨便把歷史材料拿出來都比你這些材料要多得多。又說，編得糙了。一直到今天，張鳴都重複著他當年的評論。
《非常道 : 1840-1999的中國話語》，2005那之後，跟張鳴多有飯局。我幾次跑到他在北邊城外的大房子里跟他閑談，還遇到過李零老師，我也知道他雖不好酒，但家裡有不少好酒，我跟著沾光連喝帶拿。他有些好酒是學生送的，他的一個原則是，只有畢業了的學生送酒才接受。他有時也會給我打電話諮詢一些事，有一年他在學校有些緊張，說起有年輕編輯約他開博客，問我的意見，我力勸他開博客，雖然那時我並沒有開博客。張鳴是最早從博客等網路平台受益、也是最早善用網路平台的學者之一。直到後來，我利用網路平台如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等等都比他慢一拍兩拍。
兩年後，我遠走雲南生活，離開首善之區的熱鬧。雖然，從事後看，新千年前後十來年的文化熱，我也是其中的參與者鼓動者，我離開後有幾年的閉關幾乎就是脫隊；但我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歷史自覺」。我在雲南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不斷開疆拓土時，北上廣等作為我們社會的頭腦、發動機在網路及其真實世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轟轟烈烈的歷史大戲，從事後看，這似乎又是歷史退潮之際「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前的輝煌。但我們當時並無此「歷史自覺」。
我在此前後並沒有廢筆，在一些雜誌寫的專欄文字為張鳴看見，他打電話說過不止一次，說中文系出身寫的歷史小文章寫得不錯，好看。我到雲南生活，雖然仍偶爾給報刊寫稿，但彷彿真有些與世隔絕了。我寫的讀史隨筆也寫得遠了，因此跟編輯和當時的社會熱潮有了距離。
不少在都市的真實和網路世界奪取功名者來邊陲旅遊時，見到我會遺憾我遠離文明社會也遠離了機會，跟社會脫節了。當然，不同領域的朋友來看望我幾乎都笑罵我當了逃兵，張鳴，還有別的朋友來雲南時都提到了這一點，他們幾乎說了大同小異的話：你把我們忽悠到前線（一線）作戰，自己跑到這山清水秀的地方修身養性來了。
四
戰鬥之心性不僅是當代價值相異的國人的真實，也是百年來我國仁人志士們的真實。中西的爭戰、自由與專制的爭戰、階級階層的爭戰，號令之下，使各領域的國民都有懷抱戰士乃至烈士之心。歷史學者羅志田在梳理近代中國的重大領域時，一再證明，在軍戰、商戰之外，還有學戰。有名的《吶喊》自序中說其寫作：「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
我後來跟李慎之等老先生交往時，發現他們的思維中確實有布局、行兵布陣的底色。在投入於文明啟蒙這一自身和民族社會的事業時，李先生等人就多次跟我說，我們的哪一塊比較弱，需要有人去落實。做小學教員，以啟蒙之；做公民常識，以教化之，等等，他們念茲在茲的就是普及、提高「人的自覺」。
在這一大命題下，分解到歷史如近代史領域，就是哪一段的工作做得比較成熟了，哪一段還很薄弱。茅海建、陳子明的歷史寫作都得到過李先生的稱賞。有幾次他提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時期的黨史還有空白，給我留下了印象。以至於我看到張鳴關於四十年代土改的論述以及關於「共同綱領」的論述，立即給李先生推薦，他看后也認可，欣慰地說，這樣一來，從二十年代到當代史，基本上就很完整了。
從這一戰鬥的自覺來說，張鳴的工作早已超越了一般學者，而把自己跟其所研究的歷史上的仁人志士相鏈接了。當然，進一步地，這位對農村和中國農民懷抱深刻見地的學者在後來網路平台的工具或玩具來臨時，善用網路媒體，走出書齋，直接跟讀者大眾交流。他絕不缺乏才情，更不缺乏我中國文化中的才士賢良之心。
五
有「純學者」或年輕朋友批評「學戰」或「戰鬥」思維，以為鬥爭哲學會毒害我們的心靈，世界是和合的，大家應該一團和氣。我也曾從「仇必和而解」出發，推演自己是否沒有了敵人。但哲學的「和解」推導並不能否定戰鬥。如果借用網路術語，我們更能理解戰士的人生意義。在不斷增富的網路世界里生活，我們幾乎時不時需要補漏洞、殺毒，修補bug，這就是有益也有效的戰鬥。借用宗教術語，這樣的戰鬥之於我們的人生乃是一種修行。
在現代歷史上，熊十力先生從革命軍中脫隊，進行原創性的學術研究，但他幾乎是以戰士的心從事學術。在熊先生看來，不僅當時的反革命，就是革命隊伍，也有需要補課的東西。因為我中國文明在此空前的轉型中，面對的遠不止具體的敵人，還有從上至下、從敵到己的無明帶來的醜惡和愚昧。這個愚昧的大命題，同時代的魯迅、胡適、晏陽初等人都注意到了。
人性愚昧帶來的問題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對我們自身的反省和揭露工作一直在進行，只是遠遠不夠。從類人孩到巨嬰，我們的個體和整體難以邁入成年。近幾年的官商自殺率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前的特殊時期，張鳴曾經說過：「官員患抑鬱症跟一般人不一樣，一般人是得了抑鬱症才跳樓，而官員是跳樓才得抑鬱症。」
雖然有很多人假冒張鳴、王朔等人的話語，但王朔確實說過，成年人的社會交往，「不是大耳貼子抽得你怎麼怎麼樣的那種，或者一下子掉糞坑裡的那種。」「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一位我尊敬的學者朋友曾到雲南旅遊，當他內急走入路邊茅廁時，據說沒十秒鐘就提著褲子跑出來了，屁股後面是成千上萬的蒼蠅追逐，後來他「嚇得不敢回來了」。這個故事是實喻，說明「人文淵藪」也可能是醜惡的淵藪。生活需要我們《睜了眼看》：「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三年後，我回到北京，出版了《中國男》《老子傳》，送給張鳴請教。張鳴稱道《老子傳》，他後來一再說，我的影響最大的書並不好，但影響小的書寫得最好。張鳴評論我的還有不少，我其實並不完全贊同他的看法。他對我的看法也會搖擺，有時說我就是詩人，有時說我還是有學問的。後來，我出版了《大時間》，他表示不解，說自己不懂易經。去年，我出版《時間之書》，他則說我利用這個題目抒情，滿足詩人的趣味。
張鳴《暗邏輯》，2018-2，九州出版社謝謝張鳴給我這次機會，在為他的新書《暗邏輯》寫文時，讓我重溫了這些年跟他的友誼，讓我把他跟歷史和百年中國進行了鏈接。我在這篇散得可以的文字里呼應了他的書名，「暗邏輯」。希望讀者能夠理解這其中的邏輯。據說世界上的邏輯分兩種，一種叫邏輯，一種叫暗邏輯。讀懂張鳴和暗邏輯的人自然理解張鳴的選擇，也知道他的人格尊嚴和自我期許。這個生於1957年的人，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從不平而鳴到不再鳴叫。他之選擇沉默並非只是囿於氣候的行為，也並非某些戰士標榜的姿態：「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對定數和暗邏輯有解嗎？對千萬隻蒼蠅有說的嗎？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過，「對不可以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哲學史家馮友蘭教授說過，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沉默。
以此向張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