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些評論人最近說，肯尼斯・布拉納的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實在沒放出多少「汽」來，全靠視效和全明星卡斯支撐局面。做為外國人，感覺布拉納太放不下自己，從哈姆雷特到波洛，都是端著范兒演他自己。這部新片的最大貢獻，或許是讓阿加莎・克里斯蒂重新進入話題，一些經典影視改編，也再次大面積回放。
提起這位名聲僅次於福爾摩斯的虛構神探，很多人眼前會浮幻出大衛・蘇切特的謝頂頭像。從1988到2013，這個角色他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劇中總共演了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這可不是他的本意。
《Agatha Christie's Poirot》第一季中的波洛和黑斯廷斯（左一），1989年上演蘇切特生長在中產之家，父親行醫，母親則是演員。上輩有文化，後人也要傳承書香家風。他們只讀莎士比亞，不碰克里斯蒂。投身戲劇圈后，他接演的角色偏向嚴肅，可舞台生涯畢竟艱難，業餘靠送狗糧，開電梯，做為低端人口混了不少日子。
接到獨立電視台出演波洛的邀約，對於蘇切特純屬意外。他和克里斯蒂有過的唯一聯繫，是在電影中擔任過賈普探長一角。當時他一邊猶豫，一邊諮詢也在那家電視台做事的哥哥。哥哥答覆說最好別碰那個角色，因為純屬二貨，結果成了逆向提示。對演員來說，化身另一個人物屬於自己的職份，不管是不是二貨。
做到這一點，需要深刻的研究和體會。人物特徵屬於誇張一路，捏拿不準容易弄巧成拙。他的尖頭漆皮鞋、三件套、夾鼻眼睛、文明棍、刻意修飾的唇須、草藥茶，還有餘額永遠保持在444鎊4先令4便士（哭暈在廁所）的銀行戶頭，所有這些歸攏到一起，容易顯得過分抓馬。除了反覆申明自己的身份不是法國人，而是比利時人，他還得不時糾正很多英國人對自己名字的錯誤讀音――不是波伊洛，是波洛。
為了聽上去更靠譜，蘇切特聽過大量比利時瓦隆人的語言錄音。按照小說原著裡面的說法，波洛生於斯帕，一個靠近列日的小城。做為一個十九世紀新獨立的內陸國家，比利時夾壓在法國、荷蘭、德國，三個文化板塊之間，南邊瓦隆人講法語，北面佛拉芒人說荷蘭語，東南部還有七八萬人使用德語。波洛模糊的文化身份或源於此，雖然他的國家在文化上，做出過與其人口規模不成比例的巨大貢獻。由於上述因素，他的英語經常有些洋涇浜，比如問及當事人姓名，他不說What's your name或者Can you tell me your name, please，而是How do you call yourself。顯然是從Comment vous appelez vous橫移而來的Frenglish（法格力士)。這些細節都是演員自出機樞的小處理。
這種語言上的微妙之處，我輩中國觀眾大多難以體會。筆者甚至懷疑以法語為母語的人，有幾個會像故事裡的波洛那樣說外語。那些ma foi（港真）、mon ami（哥們兒）之類的散裝詞，效果更像我們這類人，早年法語必修，最後記住個球，又沒住在巴黎，所剩僅夠裝逼。不論克里斯蒂的小說原作，還是影劇改編，目標都是英語市場。人物演繹像和不像，他們說了才算。我們自己不是也有很多人，覺得上影譯制廠的配音，要比洋人說話更像洋人？《茶館》里倒是說過，好不能說好，得說薅，顯著特別地有洋味兒。
所謂像與不像，是一件很主觀的事。比如大銀幕上的歷代007，究竟哪個接近理想原型？至少對於本人，丹尼爾・克萊格跟佛萊明小說中的邦德相對吻合。最不像的是布魯斯南版，基本就是拿腔作勢的影像軟文。
回到波洛。我這一代中國人初識神探，來自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先入為主的印象。該片製作相當震撼――古埃及遺址全部實拍，卡斯明星陣容，就連女主的丫鬟都是簡・伯金――鉑金包那個Birkin。男主及其搭檔黑斯廷斯上尉，則是彼得・烏斯季諾夫和大衛・尼文。
簡・伯金在《尼羅河上的慘案》中扮演女主角（死者）的女僕尼羅河一案中的波洛，早已進入事業的巔峰，不再是窩在懷特海文大廈（又譯「白港公寓」）盼著客戶上門，那樣的打拚時期，財力足以支付說走就走的異國假期。他一路遊歷埃及、西亞，最後取道伊斯坦布爾，搭東方快車重返倫敦再接新案（這也是原作者與從事考古的第二任丈夫走過的路線）。
或因這一故事背景，主演烏斯季諾夫把角色處理得過分自負，甚至有些囂張。拍攝期間，克里斯蒂的女兒羅莎琳・希克斯到片場探班，見到他的表演后直言，你演的不像我媽寫的那個人。
彼得・烏斯季諾夫版本的《尼羅河上的慘案》烏斯季諾夫之所短，恰是蘇切特之所長。這一點也正是希克斯女士的看法。單就小說而言，克里斯蒂複製了柯南道爾的套路，主角的人設也是迷戀倫敦的都市動物，人群中的異類，故事同樣是由二號人物以第一人稱敘述（當然也有不少例外）。開創這一傳統的，是美國詩人愛倫坡。他以「我」為視角，旁述沒落貴族子弟杜班魔法般的推理破案能力。這個方法在福爾摩斯那裡發揮到極致。
克里斯蒂做了一系列微創新。其中之一是強化兩個核心人物之間的對比。較之華生前輩，黑斯廷斯上尉更多使用肌肉的慾望。主角更多通過盤問當事人，而不是勘察現場尋找線索，這也是特徵之一。這些對話部分側面說明她在舞台劇方面，同樣可以成功的原因。她描寫的被害人多數不招人待見，愈發突顯偵探職業的理性色彩，也為大逆轉式結尾預留了空間。再就是主角波洛。做為晚於福爾摩斯問世三十餘年的後來者，作者必須賦予他特異之處。
探案中的波洛與黑斯廷斯，1992
《波洛的最後一案》中的波洛與黑斯廷斯，2013年上演做為故事背景的二、三十年代，是英帝國的夕陽時刻。可倫敦仍是全球最國際化的都市，世界各色人等飄洋過海，前來謀生或避難。一次大戰期間，這裡就曾收留大批比利時難民，落腳之後，再找其它適合發展的地方。克里斯蒂的老家托凱城就有不少。當地人為幫助新住戶組織募捐晚會，她還去彈過鋼琴。其中有個叫雅克・科爾奈前警員，可能就是《斯泰爾斯莊園迷案》中波洛的原型。
《斯泰爾斯莊園迷案》劇照克里斯蒂自己的生活也捲入戰時狀態。當時她初婚不久，飛行員丈夫就被派往法國打仗。四年後戰爭結束，帥哥英雄凱旋返鄉，開始顯露紈絝本色，還有了外遇。於是她玩兒了一回失蹤，把車丟在路邊，用那個小三的名字登記住進旅館。接著是警方介入尋人，四處張貼作家失蹤，提供線索，必有重謝的告示。
此事的動機尚無定論，但克里斯蒂由此得到媒體曝光機會，也是不爭的事實。她從此進入多產時期，成名作《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便於當年出版。「罪案女王」就此誕生，比利時神探也有了更多機會操練「我小小的腦灰質細胞」。
《懸崖山莊奇案》劇照，字幕中原文有誤說到my little grey cells，蘇切特的口語家庭作業通過兩處法式l尾音，顯示出喜劇效果。這是波洛面對開明人士的口頭禪。一旦遇上排外份子――一個國家再國際化，也不是每個人都從外國人那兒直接獲益――他會保持謙恭，yes，monsieur，眼神閃現出一絲無奈、容忍和悲涼。
這些細節的微妙處理，或與演員的猶太背景有關。再者波洛的身份首先是一個戰爭難民，1914年一次大戰爆發，西進德軍的第一輪炮火就傾瀉在他的家鄉一帶。他對人性的種種操蛋也是瞭然於胸。這是其人生態度的根基部分。
波洛戰時曾幾次潛回比利時，並在那裡遇到了英國陸軍上尉黑斯廷斯，他日後的搭檔。按照後者描述，他身材很矮，蛋形腦袋歪向一邊，因為受過槍傷，走路微跛。此人顯然執行過特殊使命。早年他在布魯塞爾警界供職，但那已是十九世紀的事。細算他的真實年齡，到東方快車案發時，當已年過耄耋。這些神秘色彩說明此人絕非普通難民。沒有超常的背景和人脈，怎麼可能冒然之間就在居大不易的倫敦開業？
波洛把事務所設在懷特海文大廈（又譯「白港公寓」），一個入時考究的地方，體現出這個人物的挑剔口味。也是的，不挑剔的人又怎麼能找出案情的漏洞？系列劇為這座虛構的建築物，找物色到一個實景替身，也就是弗洛林庭院。這棟經常出現劇中的公寓樓位於倫敦查特豪斯廣場，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擁有頂樓花園，以及地下室游泳池。最有名的是它凹曲的米色磚牆立面，屬於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Art Deco）。很大程度上，整部劇集就是這種設計風格的「流動盛宴」，從建築到傢具、服飾、餐具，乃至汽車造型。
弗洛林庭院實景Art Deco全稱Arts décoratifs，和稍早的新藝術（Art Nouveau）相比，趣味深度工業化。這個稱謂來自1925年的巴黎裝飾藝術及現代工業萬國博覽會。由於立體畫派和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舞美的影響，這一波設計風潮趨向幾何以及流線造型。此外，機械加工的銑削、衝壓效果，也成了新的美感元素，只是加工材料多為奢侈品級別。這當然只是一個過分簡化的解釋。最近，紐約五大道上的新美術館（Neue Galerie）三樓，有一個二、三十年代工業設計的小型展覽，從那些日常用品不難體會這種風格的成就。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的內裝外景，刻意展示了倫敦Art Deco風的全盛時期。那也是大英帝國迴光返照的最後輝煌。經歷了災難性的全球大蕭條之後，這座世界都城多少恢復了繁榮景象。波洛出沒於各種時髦場所，以至那些精緻的現代設計，不但成為他的日常生活場景，也是劇中沒有對白的角色。這些場景中，偏狹、傲慢，毫無幽默感的戶主們，才能支付明星偵探的收費，也只有他們的財富，才會誘發同樣巧妙設計的謀殺。唯一不真實的，是鏡頭裡的藍天太過「后工業」。
《懸崖山莊奇案》劇照昔日的繁華盛景，經常成為後人懷舊的對象，同時催生出各式相關的文藝產品，或濫情，或諷刺。石黑一雄的小說《長日將盡》曾被拍成電影，展示的就是很多英國人對往日榮光的依戀不舍。故事裡那種家世根植於歷史深處的土地貴族，其威勢及排場，遠非后發的城市資產階級可比。可Art Deco風卻是代表後者的都市口味，雖說大地主們也不介意擁有一處倫敦的公寓，就像《唐家屯》里說的那樣。
對於外來者，畢竟只有大城市的陌生人社會，才能提供他們生存發展的機會。毫不奇怪，這種風格的重要作品，特別是建築，大都集中在移民眾多的國際都市。除倫敦外，巴黎的夏悠宮、香榭麗舍劇院，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克萊斯勒大廈，都是這方面的名作。再就是上海。鄔達克設計的國際飯店、武康大樓，維賽爾設計的法國人體育俱樂部（茂名路花園飯店低層部分）、裴文公寓，以及國泰、蘭馨等老電影院，都是這種風格的亞洲表現。
鄔達克設計的上海國際飯店
上海國泰電影院但不論移民土著，光鮮的城市景觀背後，是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勞苦大眾。這個社會群體，所犯無非偷搶拐騙，外加各種激情罪。這其中也有略識之無，懷揣宏偉制度藍圖的抗議界人士。更大範圍的公安維護，需要素質專業的普通勤務警察，而不是高級私人偵探。這是本格派經典意外透露的社會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