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8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這場被日本稱為「第一次遠航」的改革，一直使日本引以為傲，並屢受各國讚歎。2006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12集系列片《大國崛起》第7集《百年維新》有這麼一句解說詞：「讓我們回首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它僅用半個世紀就走完了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國家將近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
但是，我回首明治維新史，卻發現，學術和輿論對這場改革顯然有過譽之嫌。可以認為，由美國主導的日本戰後改革，就是對明治維新的否定。
戰後日本，其實是在否定明治維新的基礎上建立的「新日本」。
一君萬民
1944年10月萊特灣海戰前，日本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大西瀧治郎中將提出了「特攻作戰」構想，並根據他的參謀豬口力平的建議，將「特攻隊」冠名為「神風特攻隊」。神風特攻隊員在起飛前須進行宣誓，第一句就是「我們七生報國，效忠天皇」。這種不求「消滅敵人，保護自己」，而求「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反常規戰法，令美國既驚恐又詫異。同時，這句誓詞也是對「一君萬民」和強調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高度概括。
為了弄清日本軍人為何如此瘋狂，美國中央情報局委託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進行研究，弄清「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日本採取了一種寧可自殺也不當俘虜的立場。這究竟是最近新的想法，還是深深紮根於日本歷史，具有傳統文化背景的想法。」本尼迪克特為此撰寫了《關於日本人行為方式的報告》。這份報告，就是「由外國人撰寫的第一本關於日本人論的著作《菊與刀》」。根據魯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美國認為，剷除軍國主義，首先必須剷除日本「一君萬民」的思想和體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基礎。
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第四章「明治維新」，開篇即寫道，「宣告近代日本到來的戰鬥口號是尊王攘夷」。實際上，「尊王攘夷」重要意義，並不在於它是一句「戰鬥口號」，而是為日本「一君萬民」體制舉行了奠基禮。
水戶藩藩校弘道館中的「尊攘」條幅日本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認為，日本民族主義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海防論、富國強兵論、尊王攘夷論。尊王攘夷論的提出，既標誌日本民族主義走到了終點，也「打開了對外擴張的通道」。尊王攘夷論的「聖典」是會澤安《新論》。
會澤安，即會澤正志齋，1781－1863，日本江戶時代後期水戶學民族主義思想家。會澤安在談到他為何要寫這本書時表示，通過「尊王」可以使民眾之心「畏敬悚服於天威」，通過「攘夷」可以使民眾同仇敵愾。他強調，「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毋庸贅言，尊王攘夷論為建立「一君萬民」極權體制，提供了理論依據。
明治之前，由鎌倉、室町、江戶幕府構成的武家時代，「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頭像印在一萬日元大鈔上的「國民教師」福澤諭吉指出，「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的「二元體制」，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種體制避免了獨裁的產生。但是，經過明治維新，「至尊」和「至強」合二為一，日本不再有那種「幸運」。
福澤諭吉，1835-1901，日本明治時代思想家、教育家，日本最高面額紙幣上的人物天皇成為崇拜對象
1868 年初，天皇睦仁宣布接受江戶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的要求和將軍辭表，並頒布了《王政復古大號令》。但是，作為明治維新序幕的「王政復古」，並不是要恢復古代天皇所擁有的權力，即賜姓權、敘位權、頒布詔書敕令權――這些權力天皇從未失去（儘管僅是形式），而是要仿效西方，建立新的近代政治體制。
那麼，究竟以西方哪個國家的政治體製為「楷模」呢？
以小野梓為代表的「英學派」認為，應該仿效英國建立「君民同治」的立憲君主制。小野梓提出的理由是，日本「謀王室之尊榮和民眾之幸福」是統一的。因此，「如須一併維護帝室之尊榮和民眾之幸福，應仿效英國，維護兩者利益。」
以中江兆民為代表的「法學派」則主張仿效法國，實行「萬民共治」的共和制。但繼續保留「萬世一系」的天皇制。中江兆民提出的理由是，「人民主權的實質是如何在國家機構中貫徹其精神，而不是拘泥於外在的形態。」
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倡導者，被稱為「東洋盧梭」
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資料圖以井上毅為代表的「德學派」主張仿效德國，建立「權力歸一」的極權制。井上毅指出，法國共和制是「制度化的無秩序」，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則是「其名為王政，其實為共和，首相之進退由議院決定，國王更是徒有其名。」他強烈主張「主權在君」和「權力歸一」。
井上毅，1844-1895，日本政治家，曾參與明治憲法及教育敕語的起草最終，「德學派」的主張被採納和貫徹，1889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日」，首先由明治天皇宣讀「上諭」，然後親手將《大日本帝國憲法》（通稱《明治憲法》）交給首相黑田清隆。這一儀式本身即顯示了「欽定憲法」的性質。
明治22年日本憲法發布圖（1889年）《明治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其餘各條則規定了天皇擁有包括軍隊統帥、法律裁決、官吏任免等各項權力。天皇因此成為「國家統治大權」的唯一、絕對的掌權者，成為「一切道德的本源」；成為「由憲法規定的政治和精神的絕對權威」。由天皇任命的政府閣僚和文武官僚，作為天皇這一政治權力和精神權威的代表治理國家。
明治時代憲法規定的天皇權力格局明治憲法頒布后，明治天皇又頒布了強調「忠君愛國」的《教育敕語》。
曾作為日本教學最高規範的《教育敕語》，1890年發布，1948年廢止。（編註：《教育敕語》由日本山縣有朋內閣的內閣法制局長官井上毅等人負責起草，於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頒布，1948年廢除。曾被認為是日本的「第二憲法」。
其漢文翻譯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謬，施之中外不悖。朕與爾臣民，拳拳服膺，庶幾咸一其德。」
從明治時期，西園寺公望等人都批評過，《教育敕語》的內容過度側重於國家主義；也曾經發生過內村鑒三拒絕向《教育敕語》行禮的「不敬事件」。至昭和年間，《教育敕語》變得絕對化與神聖化、並且強制學生背誦，學校必須興建特別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語》。而且在日本於1938年通過《國家總動員法》后，《教育敕語》的內容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教典。）
德國和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高揚並成為東西方兩個戰爭策源地，和其憲法規定的極權體制和道德崇拜，是否存在必然聯繫？仔細研究其異同，不難得到答案。
財閥的形成
「財閥是軍國主義的支柱」。因此，解散財閥成為日本戰後改革的重點之一。
1947年3月13日，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指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日產、大倉、古河、淺野、中島、野村計10個集團的56人為「財閥」，剝奪其高級管理職位，同時對上述集團進行拆解。
追根溯源，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在明治以前並不存在財閥。「財閥」這一概念也是在1880年代末問世的。催生財閥並使之迅速發展的淵藪，就是作為明治維新三大方針之一的「殖產興業」。
殖產興業最初的主導者是「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認為，要使日本強大，必須在政府主導下進行「殖產」即引進西方產業技術，但同時必須努力扶植民營企業，實現日本原有產業的現代化。大久保利通同時強調，必須由「民富」達到「國強」。 他在《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里提出：「國之強弱由人民貧富決定，人民貧富由物產多寡決定。雖然物產多寡由人民是否勉力於工業決定，但在根本上依賴於政府是否努力誘導勸獎。」但是，未及將上述思想付諸政策實踐，大久保利通便遇刺身亡。
大隈重信繼大久保利通成為殖產興業的主導者。大隈重信深受福澤諭吉的思想影響。福澤諭吉指出，「政府若認為為了富國，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普通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這一「官不可與民爭利」的思想，為大隈重信所接受。1880年9月，大隈重信向明治政府提出了《出讓為勸業而設置的工廠之議》，建議將國營企業轉為民營，僅保留軍工造幣等維持國家統治必須的企業。這一建議成為明治政府的共識。同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制定了《工廠出售概則》， 開始實行「國企轉制」，大力扶植民營資本發展以使之具有國際競爭力。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因此迅速發展壯大，成為「財閥」。
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及岩崎家舊邸例如，明治政府投資逾113萬日元建造的長崎造船所，三菱以一次付清9.1萬日元的方式購得；明治政府投資81.6萬日元建造的兵庫造船廠，川崎造船所以5.9萬日元一次付清的方式購得。
在日本軍國主義擴張史上，作為政、軍、財「鐵三角」之一，財閥提供的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無須贅述。但是，政府如何扶持產業發展和扶持產業發展的目的，卻值得深思。
對明治維新之否定
1945年2月，二戰臨近尾聲，美國政府制定了戰後對日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國的對日方針》，其中寫道：「保證日本不再成為對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經過反覆研究后發現，「一君萬民」的極權體制、財閥勢力的擴張及與之形成明顯反差的工農的貧困，是使日本軍國主義高揚並成為戰爭策源地的根本原因。按照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說法，「極權政制的種子，是靠悲慘和匱乏滋養發育的，它們在貧窮和動亂的災難土地上蔓延滋長」。因此，美國戰後改革的重點，就是剷除這種種子的土壤：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重新制定《日本國憲法》，剝奪天皇所有權力，使之僅僅作為一個「象徵」；通過戰後經濟民主化的三大改革即解散財閥、開展農地改革、頒布賦予工人諸多權利的「勞動三法」，縮小貧富差距。
日本歷史書中記載戰後日本對明治時代法律條文的否定
現代日本的統治結構圖以日本戰後改革為參照不難發現：一君萬民的極權體制、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難道不正是在「明治維新」后開始形成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在於，曾經被日本喝下的明治維新中的苦酒，如何被辨認出來並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