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腿神父帶領孩子們唱起了奇異恩典，歌聲繚繞中，沈光耀駕機和敵人生死搏鬥，明知煽情之極，那一刻，我忍不住潸然淚下。
2011年，我所在的歷史雜誌做了一期清華百年特刊。我寫過一篇文章，主人公恰好就是西南聯大外文系參軍的學子們。讀了上百篇當事者的回憶文章，還有一些關於這一段血與火的史料和專著，試圖身受感同，體會身處戰爭狀態下的那些年輕人的心境。在警報的尖叫聲、炮彈的轟鳴中度日，他們沒有迴避自己的時代，沒有旁觀。在這過程中，有壯懷激烈，令人神為之奪；亦有青春隕落，不由肝膽俱裂。
其中，西南聯大第一個犧牲的翻譯官黃維，最令我感慨系之。
黃維是1939年轉入聯大外文系二年級的借讀生。戰時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戰區失學青年，聯大的不少學生都是從其他大學轉來的借讀生，一學期或一學年之後，只有通過聯大的轉學考試之後，才能算是正式的聯大生。此舉既在特殊環境下保證了莘莘學子能夠就學，也吸引了全國眾多成績優異的學生。
在他同班同學的回憶中，黃維是個極優秀的學生。他也是外文系教授吳宓鍾愛的學生，師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聯大研究《石頭記》（《紅樓夢》）「石社」的核心人物。當時，吳宓在聯大開了《紅樓夢》講座，而且經常親自跑去聽中文系教授劉文典的紅樓夢課，聯大一時興起了一股紅樓夢熱潮。「該社團（石社）夜間在南食堂舉辦的活動生氣勃勃，逸趣橫生，話題常常不知不覺從評《石頭記》，轉到各自閱讀的詩文及個人戀愛故事。在這種場合，吳宓遊刃有餘，大展身手。」（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到1941年7月，美軍陸軍航空隊退役軍人陳納德，受聘擔任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他帶著68架飛機、110名飛行員、150名機械師和後勤人員回到中國。被稱為「飛虎隊」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航空大隊，急需要配備翻譯人員，教育部號召各大學外文系高年級男生參軍一年，軍事委員會在昆明成立了為期兩個月的「戰地服務團譯員訓練班」。
陳納德第一期譯訓班70餘人，聯大學生佔了一半。由於太平洋戰事爆發，翻譯訓練班的課程提前結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聯大外文系的同學們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壩機場美國志願空軍第一大隊。而黃維由於成績特別優秀，被授予「同空軍上尉」（大部分同學是中尉）。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主動申請隨遠征軍赴緬甸。
在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為了同盟國的共同利益，中英簽訂了《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和《中英軍事同盟》。中國將派遣遠征軍進入緬甸，支援緬北的英美軍隊。遠征軍由第五軍、第六軍、第六十六軍和第三十六師，由羅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吳宓在1941年1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晚，黃維來辭行，隨四十七師（參考後來的日記，應為四十九師）赴緬甸。」生性浪漫的老師被觸動，也動了從軍的心思，「因之宓頗動壯心，欲自效為秘書、顧問之流，隨第九集團軍或第五軍出國南征」，兩天後，他又覺得自己的一生，最大職責，是「精神道德之探求及指導，此責任不宜拋棄也」，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滇緬路上，車水馬龍。成千上萬的中國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搶購城市居民需要的緊俏貨。國民政府里的官員也私下做了半個商人，藉機倒賣物資。難怪通曉中國人情的聯大外文系教授溫德會如此批評中國人，「世界古今，當國家有大戰，危機一發，而漠然毫不關心，只圖個人私利，或享樂者，未有如中國人者也」。（《吳宓日記》1942年3月6日）
吳宓黃維所在的第六軍第四十九師首批進入緬甸，2月初，主力集結於保山、芒市、大理等地，開始入緬。隨後，第五軍也相繼進入緬甸。
1942年4月19日，日軍以一個師團從東路進攻，十幾天就打垮了遠征軍的5個師，前進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邊，切斷了中路4個師的歸國後路。黃維所在的第六軍潰不成軍，一路狂退。敗軍撤退，流血漂櫓。一位倖存者回憶說：「歸國途中，死亡相繼，屍體遍野，倖存者身體虛弱，每日至多走20餘里。手持木棍，背垮小包，衣衫襤褸，活像乞丐。」（陳啟鑾：《第96師入緬遠征的慘敗》）
這與當日在「石社」與眾同學歡宴於同仁街曲園，行紅樓夢酒令的風雅何啻天壤！ 參軍原是血氣所至，據同班女生甄露茜回憶，黃維飽經歷練，竟造就了一個精神活潑體魄強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軍55師的隨行翻譯官，撤退時騎著騾子水中跋涉，靠著逃民們剩下的一點陳糧、野菜，才撿得了一條命。5月中，她和黃維短暫相逢，相約同返昆明。
然而，6月17日剛到瀾滄江邊，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鐘之前，黃維和他的愛馬渡江時落入水中，被急流裹走。
1945年8月23日，聯大外文係為黃維召開追悼會，地點就在他們接受訓練的譯員訓練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師吳宓在會上回憶這個學生在文學上的非凡才華，親撰了一幅輓聯：大勇見真仁，歷劫兩間存正氣。親賢兼愛眾，同堂三載醉春風。
黃維之死，除卻為國捐軀給我帶來的震撼，尚有在教育上的思考。
2011年我採訪過黃維同班同學許淵沖，他也參加了第一期譯訓班，分到機場當譯員。在他回憶中，當年聽聞噩耗，機場工作的聯大同學們都默念致哀。和黃維一樣，許淵沖也是中英文俱佳的優秀學生。這位90歲老人還在繼續做著翻譯工作，仍然隨口順暢地背誦「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
許淵沖造就黃維和許淵沖們的教育，是清華外文系的傳統。1925年，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立，設有英文門、德文門和法文門。1926年，吳宓出任系主任，仿照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針對中國的情況和需要，由此確立了外文系的培養目標：為使學生成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熟讀西方文學的名著，諳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國內教授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愉快；創造今日的中國文學；匯通東西方之精神而互為介紹傳布。
而自由獨立、匯通中西也正是西南聯大的靈魂。實際主政西南聯大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一直奉行著他的學術自由宗旨。他在日記里寫道：「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梅貽琦日記》）聯大學生們就是在自由教育之下，造就他們日後在各行業大展身手的心智條件。
梅貽琦這種自由，又不全是缺少根基的舶來品。許淵沖回憶自己大一時上《大一國文》是何等精彩：「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每人授課兩個星期。我這一組上課的時間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時到十二時，地點在昆華農校三樓大教室。……如聞一多講《詩經》，陳夢家講《論語》，許駿齋講《左傳》，劉文典講《文選》，唐蘭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魏建功講《狂人日記》等等。」
按照西南聯大的規定，大一國文是所有學生的必修課。
在黃維、許淵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的是，最好的中國部分和最好的西方部分匯通了，也正是因為此，他們在顛沛流離，自由散漫和忍飢挨餓之下，仍然葆有最充沛的元氣和精神。這些在1930年代接受基礎教育，1940年代前後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可以無縫對接。在西潮湧動沖刷幾十年之後，這代人似乎可以嫁接出最美麗的文化之花。他們真正做到了在文化上「無問西東」，開闊、自信，摘取全人類的文明果實。
在遠征軍擔任翻譯官的西南聯大助教查良錚（穆旦），曾經寫過一首詩《出發》，其中有一句我印象極深刻：「給我們失望和希望，給我們死/因為那死的製造必需摧毀」。黃維們的死國，讓那一代青年人的高貴歷千萬世而不滅，同樣也讓嘆惋一種甫露新芽、生機勃勃的文明可能的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