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再大，不過一盤番茄炒蛋。」前些天，招商銀行的一則視頻廣告刷屏了朋友圈，片中的留學生為招待朋友學做番茄炒蛋，在廚房中倉皇失措，凌晨4點求助父母。廣告雖然有所誇張，但卻戳中了許多人（特別是城市年輕人）的痛點：做飯2小時，吃飯5分鐘，是流傳甚廣的玩笑。在沒有外賣選擇的異國他鄉，為了生存和味蕾的需要，單身男女們必須要自給自足。而在能夠選擇的時候，如此關乎生存卻倍感辛勞的責任，應該託付給誰？「誰來做飯」的困擾，從人類的開端到馬克思設想的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圖景中，我們都沒有最終的答案。
「做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加工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食物，是汲取能量、維持生命、乃至進行勞動再生產的前提，是「必然王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大部分的歷史時期里，生產食物的勞作，卻並非依靠個體自己來完成。畢竟人類不是獨居的動物，單槍匹馬就能獵取羚羊
來獲得食物。我們依賴他人而活，依賴社會而活――在依靠別人做飯這件事上體現得再鮮明不過了。
雖然當代社會生產的規模和專業化不斷擴張，但在個體化的進程中，做飯和飲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家務」，時常被個體感受為「負累」。儘管今天做飯的環節高度簡化，種植、飼養、宰殺、預處理都已經交由不可見的市場，人們仍然為幾平米廚房之間的油鹽而頭痛。為什麼這種「微不足道」的日常勞動，往往也是個體無法承受之重？現代社會個體自由面臨的深淵無需訴諸政治哲學，看看做飯的分工便能略知一二：有多少人能夠「料理」自己而不假於人呢？
花樣甩鍋
文明的進程使得人們的口味越來越精細，食物的加工程度也越來越複雜，但是這一切乃是針對消費而言的。今天的中國觀眾痴迷於「舌尖上的中國」，也喜歡自稱吃貨，但卻仍然將廚房的瑣碎工作視為精力的浪費。生產與消費、吃飯與做飯之間的距離從未如此遙遠。
2015―2017年互聯網外賣規模拋開少數的美食愛好者和天才廚師不談，對大多數城市白領而言，用金錢購買做飯的勞動，是省時省力的選擇。之所以要「省」，是因為個體的「時」與「力」都已經被規劃進工作的場所之中，並且它們可以經由「工作」進一步轉換成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金錢。倘若做飯的目的只是為了吃飯、補充能量、生產其他的商品，那麼其環節當然是越簡單越好。當這個邏輯從企業滲透到個人身上，做飯就成為了「麻煩」，是一種像睡眠時間一樣需要壓縮的生產要素。睡眠與飲食，是勞動力恢復的必要條件。倘若有一項調查研究中國人吃飯/做飯時間的變遷，結果或許是驚人的。
不想做飯的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因為廚房裡的知識屬於默會，難以把握，了解起來並不比上Coursera學Python容易。招行廣告中的男主角雖然略顯誇張，但也不失為一種社會心態的反映。
當代城市白領既不具備自己做飯的制度條件和時間精力，也不具備滿足自己挑剔胃口的實踐知識，我們因此也就看到各種各樣「甩鍋」的方式。
吃食堂、下館子、叫外賣，是依靠外在的餐飲業――用金錢購買從原料到上桌的全套流程；請家政、買麵包機和慢燉鍋，是購買勞動力/機械力量，幫助自己完成部分流程；最近還有新興的食材包產業，也就是半成品生意，是決意讓大部分的瑣碎流程在中央廚房裡處理完畢，只為家庭廚房中留下「愉悅」的部分――如果你仍然打算自己來的話。這已經是不能更傻瓜的最低閾值了。
廚房電器曾經提出「情感勞動」這一概念的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管這種將私人生活（intimate life）交付給市場的方式叫外包（outsourced），只不過她討論鐘點工、護工、情感諮詢師的勞動，但卻沒有在做飯上費筆墨。這種做飯的外包，當然不能剝離階層差異，因為能夠通過金錢逃脫日常瑣碎的，只是少數人；而在沒有這種選擇的地方，做飯往往是女性的「職責」。性別問題與階層問題在廚房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低端勞動
甩鍋的問題並非是當代的特殊狀況，而是自從有分工以來，做飯這種勞動，便處在一個非常卑微的位置。它重要，但卻低級。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第七卷）中稱烹飪為「奴隸的」知識分支，是低等的技藝，一家之主並不需要掌握這種技藝，只需享受其結果；後來當漢娜・阿倫特從古希臘追溯人的實踐範圍，劃分勞動（labor）、工作（work）、行動（action）時，私人領域的勞動之獸在公共人面前，同樣顯得十分卑微。
如果我們討論中國的傳統，也能看到相似的處境。孟子曰「君子遠庖廚」，是因為一名合格、坦誠、有仁愛之心的君子不會忍心見到「殺生」的景象：「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然而君子並不總吃素，殺生的廚子總歸要存在，仁政的理想與一個充斥著自然暴力的世界是並存的。後者是一個社會不可見的、乃至禁忌的領域。
解牛的庖丁當然西方也存在fine dining和米其林三星，我們也不乏袁枚這樣的美食家與各路美食博主，但將勞動上升為藝術，則是另外一條線索了，在這裡暫且不提。
追溯做飯也就是追溯勞動分工的歷史：勞動形式本身的分化和複雜化、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以及勞動者的分層，這些都在做飯這件小事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記。然而更重要的趨勢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做飯是一個社會越來越希望隱匿、轉嫁、拋棄、消滅的勞動形式。
原始人的生活本身就鑲嵌在食物生產之中。正如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所言，「烹調活動是天與地、生與死、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從採集、狩獵到共餐、祭祀，從最基本的生存到具有神聖性的內容，都與食物密切相關。儘管存在一定分工，但我們可以說，每個人都分擔了「做飯」的一部分。
然而隨著分工的發展，做飯逐漸成為了一群人的職責，使得另一群人免於這一生存必然性的要求：在社會分工中，奴隸為貴族做飯，廚師為士大夫做飯，小廚房為甄腫齜梗輝諦員鴟止ぶ校則是女人為男人做飯。被免除生存之沉甸甸重擔的人們，吃飽喝足之後就去建立了我們的文明與宏偉的客觀文化，同時將做飯這件事掃進密不透光而布滿塵埃的角落裡，將之命名為無名的「日常」。
Jeremias van Winghe：Kitchen Scene消滅做飯
當代技術的發展似乎為解決做飯問題提供了一勞永逸之道。暫且不提AI的能力限度，至少目前已經出現了「自動炒菜機」這種機器。這就不由得導向一種美好的期待，會不會有一天，人類可以將做飯完全交給機器，男人與女人一道從生存走向生活、擺脫必然性的束縛、獲得人性的解放？
不妨看看想象力最無邊的科幻電影，它們能提供的答案並不樂觀。
幾乎在所有的科幻電影中，「做飯」已經從人類的視域中消失了。將之略作總結，似乎能看到三個依次遞進的階段：
第一步，食物生產的全程自動化，產品以快餐的形式出現在自動售賣窗口，如《太空旅客》中的食堂。
電影《太空旅客》中的食堂第二步，則是食物種類的統一和抽象化，即用「營養」或」能量」的單位要素夷平所有食物的差別，如《銀翼殺手2049》中的高蛋白蟲子，《雪國列車》中的「蟑螂膏」或者其他形式的營養塊。
第三步，是消滅肉體，消滅「吃」這一行為，將「飲食」簡化為能量交換；同時也將人本身作為能量的來源。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就像是《黑客帝國》中的「人體電池」與《雲圖》中的「人肉工廠」。
電影《雲圖》中的人肉工廠如果說第一步的自動化之夢還有某種程度的社會進步觀，那麼后兩者則暗示著某種社會形態中，人類的高度分化與對自身的反噬。
文明與野蠻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悖謬。列維・施特勞斯曾寫作《我們都是食人族》，揭示「食人」概念的相對性，指出「食人行為也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而比起美拉尼西亞人賦予食人以政治、巫術、儀式乃至療愈的意義，後人類的這種食人顯得格外冰冷虛無。雖然原始人與後人類的食物需求都很簡單，但卻暗示著截然不同的兩種社會慾望。將人類視作勞動力，將食物視作能量的極端情形，是高度的抽象化與理性化，區別於原始人「野性的思維」。
施特勞斯說，「他們（原始人）並不是沒有邏輯，而是遵循一種與我們不同的邏輯，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泛邏輯」。這是一種物我不分和萬物有靈論的邏輯。當同一個部落捕獵、烹飪、共享一頓盛宴，這些進入消化系統的食物並非來自未知的世界，而是來自面前的人，和周圍的叢林。食物藉由其製造方式獲得意義，又進一步通過共享和消化強化社區本身的神聖性。另一位人類學家羅伯森・斯密給這種食物-精神紐帶的關聯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證：對於古代阿拉伯人而言，沙漠中的陌生人原本應是仇敵，但如果他與自己一起吃了頓飯，就相當於共享了「鹽」，只要食物還存留在彼此的體內，兩人就仍然是暫時的兄弟關係（brotherhood）。斯密認為，親屬關係的本質並不是什麼抽象概念，而是實在的物理聯結。
電影《飲食男女》中的父女對於中國人來講，這是很熟悉的態度。「做飯」再生產的不僅僅是家庭成員的生存和延續，同時也是一個家庭的記憶，是一種具身的紐帶。當人們回憶起「媽媽的味道」「外婆家」（這兩個詞語已經成為餐廳名字），當然不僅僅是食物本身，而是寄託於其中的感情，如同孩子依賴母親的乳汁。而這些被懷念的「女性」，在被寄託深厚眷戀的同時，也將廚房的秘密一代又一代地傳遞下去。她們將人類自我揚棄的勞動形式視作自己的責任（哪怕是不公正的），並且耕耘出沒有記錄、無法捕捉的複雜形態。
然而一個抽象社會的「發展」不承認作為肉身的人，不承認人的生存與勞動的直接聯繫，不承認家務的生產性，不承認女性，這一切都是緊密相關的。科幻電影對食物的刻畫，無論其具體內涵有多麼不同，都在指向同一種社會表徵。
做飯與烏托邦
在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情境主義者們將顛覆資本主義社會的希望寄託於日常生活。在198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米歇爾・德・賽托與呂斯・賈爾對做飯的婦女進行訪談，試圖了解這個隱匿的世界。在後來的報告中，廚房被視作與工廠相似的一個場所，在解放的同時也帶來了壓迫：「工業化摧毀了家庭空間內原有的烹飪制度，就像它首先摧毀了工人空間內原來的工作制度一樣……她失去了自己的經驗知識，也不具有機器方面的理論和科技知識。」但德賽托與賈爾的態度是樂觀的，似乎能夠匯聚起廚房中的策略與具體的實踐經驗，就能找到一條解放之道。
在當代的都市白領當中，也存在一種「自己做飯」的亞文化。在被工作時間擠壓的所剩不多的「閑暇」之中，做飯似乎是一種比其他娛樂消費更加惠及自我和他人的選擇，是某種重建紐帶的嘗試。但這種嘗試是奢侈的，並且作為一種「分心」的方式並無助於結構性問題的解決。
討論做飯並非毫無價值。當我們說有某一種社會理想的時候，往往只會記得它所允諾的輝煌成就或者「平等解放」的口號，但卻對日常的變革並不關心。如果「資源極大豐富，消滅分工」的目的是為了消滅「低端勞動」，那麼人類應當如何生存與生活？如何共同生活？這個問題和「做飯」一樣，既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
文/梅嘉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