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台北讀者來信。他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變成一個什麼都不相信的人了。看新聞不相信新聞，看機構不相信機構，聽公眾人物說話聽不下任何一句。我的問題是，那，我應該相信什麼呢？歐美的年輕人也有同樣的問題嗎？
怎麼回答他的問題呢？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的狀況。
圖一圖一呈現的是，美國人對於報紙、電視新聞、國會，以及公立學校這幾個體制的信任程度從1973的近乎60%一路降到2014的30%以下。
圖二圖二告訴我們，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從1958的超過70%到2015已經落到20%以下，這還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圖三圖三是以世代來看價值觀。「你認為民主體制對你的生活是重要的嗎？」1930年代出生的一代，70%以上認為重要，然後逐代遞減，1980年代出生的人，只有不到30%的人認為重要。
就台灣而言，2014年主計處做過委託調查，結果是這樣的：對媒體的不信任度達到了74.9%，而對於台灣當前的「行政機構」，不信任度是59.5%，對於「司法部門」的不信任度是64.7%，對於「立法機構」的不信任度是70.8%。
不信任，是21世紀的時代特徵。相當一部分就是年輕一代對上一代人的不信任，對專業權威的不信任。
我自己就屬於那被不信任的一代。聽說今天在場的聽眾多半是超過四十五歲掌有權力的企業「老闆」們，那麼也許可以說，「我們」就是被新世代不信任的一代。
不信任成為全球趨勢，和全球化與新科技有直接的因果關聯。因此，作為大會的閉幕，我想提出來讓大家帶回去思索的是：全球化和新科技帶給了我們一個極端分化、世代不信任的社會，而我們同時又都知道，「信任」是一個社會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缺了@關鍵的社會資本，制度很難走下去。面對不信任的危機，我們能做什麼？
不信任，有沒有道理？
首先，年輕世代對我們不信任，有沒有道理？
我回想第一次明確感受到網路世代和我這代人的差別，和衣服有關。有一次在巴塞羅那的街上，十七歲的兒子陪我逛街，當我一時興起要跨入一家國際連鎖店的時候，他一把拉住我，說，「這種店，不要去啦。」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你看，7.99歐元一條牛仔褲。你要想到「廉價」的幕後是什麼：生產一條洗白牛仔褲要用掉八千公升的水，三公斤的化學物，四百mJ的能量。還有，那7.99，廉價到這個程度，你想像廠商o工人多少工資？
我連mJ是什麼都不知道。好，他跟我解釋，mJ是一個熱值單位，就是「兆焦耳」（mega joule）。什麼叫「兆焦耳」？他耐心地說，1焦耳是用1牛頓力把1公斤物體移動1m所需要的能量。
我就不太好意思問，什麼叫牛頓力了。
這樣的生活小細節，卻讓我心裡一驚：我們之間有世代差異。
我的父母一代人，經歷戰爭和貧窮，他們是用布去裁剪衣服的一代。剩下的布塊要拿來縫成百補被單，剩下的碎布，要拿來納成鞋底。我的來自湖南的父親就是懷著他母親親手用碎布納成的鞋底流浪天涯的。
我這一代人，穿制服長大，一套白衣黑裙制服穿三年；對於衣料的質量、服裝的美感，是接觸不到的。因此服飾的美，幾乎從來不在我的思慮之中。
一條7.99歐元，也就是七十塊人民幣的牛仔褲，十七歲的青少年可以用非常實際的知識來「教訓」我，是因為網路科技所給予年輕世代的，不僅只是無邊無際雜亂無章的信息，它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形塑價值判斷的大海般的知識基礎。他不「一時興起」地踏入消費，而選擇在事前做功課：研究物品的履歷，看它的製作過程是否違背道德，分析它的材料和質量，判斷它是否與價錢相符；他們在檢視這是不是一個誠實的產品，然後決定支不支持。
令我沉思的是，誰說網路世代比我們不在乎道德、不講究責任呢？網路新科技給了他們一個知識庫，可能使得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更有多方位的知識，更寬闊的全球視野，他更有能力去實踐道德責任。
然後我開始檢討自己：我曾經代表體制，負責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包括服裝設計，但是以我的養成，來自一個對服裝沒有感覺、沒有知識的時代和環境，如果我又不謙虛地去認識新的世界，不知道全球化和科技已經改變了生產的邏輯，而我卻是那個有權力為服裝設計做產業政策的人；那麼，二十歲的人對我不信任，他完全沒有道理嗎？
讀書
我曾經問我的父母：你印象中青少年的我，是什麼影像？
他們的回答不必猜就知道：白衣黑裙短頭髮，坐在書桌抱著書讀。
我的兒子們留在我腦海中的青少年影像，卻是：半躺在床上，膝蓋上一台計算機，手上是手機，頭上掛著耳機，床上還有一個Kindle。所有的機器，都是開的。
我對網路「怪物」是有偏見的――網路世界充滿了垃圾，即便不是垃圾也是大海般的碎片信息，哪裡有任何深度可言？當我們這一代的人相聚時，我們的說法是，年輕人不讀經典了，年輕人根本不讀書了，他們拒絕深刻，拒絕思想，拒絕專業，他們拒絕權威卻自己又什麼都不知道。我們抱怨的是：你明明可以到深海中游泳，但是你卻願意全身浸泡在沙灘上的泡沫里。
這絕對不是假的。台灣的出版產業在五年內掉了40%，是一個慘淡的現實。然而，這個偏見，也被推翻。有一次，我看見兒子一整個星期都在聽耳機，走著坐著躺著，在巴士站等車時，都在聽耳機。我終於忍不住問他，你這傢伙到底在聽什麼。
他――在聽整本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是一本我放在床頭但是一直沒有時間讀的書。
我的發現是：你沒看見他穿著制服坐在書桌旁苦讀一本厚厚的書，不代表他不讀書。一個耳機掛了一整個禮拜的年輕人，事實上已經讀了我這個「大人」放了六個月都還沒有翻開的書。不看書，不代表不讀書。他聽書。
出版產業，曾經是我的管轄範圍。如果說，我這個嬰兒潮世代的人，完全不清楚科技如何改變了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消費的基本原理，而我又是個決策者、管理者。那麼，年輕世代不信任我，他完全沒有道理嗎?
全球化和科技化已經徹底改變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法，也因而改變了人的行為和價值觀的形成，過去的標準已經無法拿來理解新世代、衡量新世代了。
斷崖的兩邊
一般都說全球化和網路科技是一個分水嶺，可是分水嶺是可以跨越的，我其實更覺得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斷崖，斷崖把這個世界分成兩邊兩代人：「數字原生代」――就是新禧世代、網路世代，和「非數字代」――包括了所謂X世代、嬰兒潮世代、安靜的世代。
在這個信任的社會資本已經嚴重淘空的時代里，我們作為掌有決策權、教育權、管理權、話語權的一代――不論是學校的老師、媒體的評論家、企業老闆，已經走到了一個斷崖邊，我們如果不「脫胎換骨」地去認識這個新時代，我們就要掉到斷崖下面去了。
這兩個世代的成長認知差距究竟有多大？讓我們做一個快速歷史倒帶。
1952
我出生的那一年，報紙的頭條新聞幾乎每天都是同一件事：韓戰（編輯註：此處「韓戰」為台灣媒體版面當時的說法，指的是抗美援朝戰爭）。
在中國大陸，鎮壓反革命運動剛剛要結束。在台灣的五十年代初，軍事法庭審了三萬多個案子，1952是槍斃「匪諜」的高峰。
美國正在鬧麥卡錫主義，制度性地迫害被認為有左傾跡象的知識分子。同時美國發射了第一枚氫彈，比原子彈的威力超過一千倍。第二年就輪到蘇聯發射。
我出生的這一年，什麼疾病都有。小兒麻痹在美國爆發，那一年死了三千多個人，五萬七千個孩子癱瘓；疫苗還沒產生。孩子們被放進一個所謂「鐵肺」去治療，一輩子鎖在一個鐵桶里。
霍亂、瘧疾、傷寒，不是課本上的抽象名詞，是真正發生在身邊的病。我三年級那一年，霍亂爆發，學校突然解散回家。再開學時，班上幾個同學永遠地消失了。
上世紀50年代，小兒麻痹症患者住在「鐵肺」（IRON LUNG，一種人工呼吸器）里1962
十歲的我，住在高雄港。放學途中，每天看見美國水兵從軍艦上下來，衝上七賢二路，滿街追著酒吧女。酒吧女掀起他們的帽子，撩在手上逗弄。我不知道的是，那一年美國開始轟炸越南，不斷增兵。我見到的瘋狂水兵，其實是美國的青年，從越南戰場來到高雄港口休假，過幾天醉生夢死的生活，然後回到不知還可以活多久的殺戮戰場。
在泥潭中躲避炮火的越南戰爭難民。AP / Horst Faas我當然也不會懂得，古巴危機正在發生，差一點點就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我也不知道，柏林圍牆就在幾個月前一夜間豎起，想翻牆過去和家族相聚的人當場被射殺在牆頭。
1962年，我的父母接到一封神秘的信。他們在1949年失散的兒子，現在十五歲了，親筆寫的信，輾轉傳來，說，他可以徒步到香港，如果爸媽可以到香港去接應他。
父母躲在關了燈的廚房裡，用手電筒偷偷讀信，竊竊私語。
他們當然沒有任何能力去香港，把信藏起來，連回信都不敢。
我不知道的是，失散的大哥，就是那時想去香港的其中一個少年。成千上萬的人在香港留了下來，更多的人被英方遣返。香港人不舍地看著這些被遣返的同胞，拚命往遣返卡車裡丟食物。
香港市民為逃港者送粥。Three Lions/Getty Images1972
二十歲，是人格的定型期。如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有一個起點，美國人可能會說，1972就是一個歷史起點；這一年，二十世紀最重大一樁政治醜聞開展了――水門事件。
1972年，我們用計算機查找數據嗎？沒有。我們的論文是用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打出來的。你知道1972年最炫的新科技是什麼嗎? 第一個手持計算器HP-35, 一支多少錢? 395美元。我當年做家教，一個月的薪水是600元台幣。
我們用電子郵件嗎？不，我們寫信。親筆寫信，然後騎單車到郵局，向坐在玻璃窗後面的老伯伯買五顏六色的郵票，走到巨大的紅綠郵筒，投信，然後就開始每天等候穿著綠衣服的郵差騎單車的鈴聲來到你的門口。
計算機曾經這麼大……嬰兒潮世代出生在倉皇貧窮的戰後，陪伴我們青少年時期的重大影響第一是戰爭，尤其是非常影響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冷戰。冷戰的束縛和定型，使得我們這代人對全球化的理解和接受，相對困難。
第二是貧困，貧困塑造出來的美德是儉約樸素和為了掙脫貧困所激發出來的奮發圖強。所有的美德都可以倒過來看，儉約樸素，倒過來看，就是缺乏美育和創意的自由想象；奮發圖強倒過來看，就是生活選擇的單調與固執。
數字嬰兒
時代的背景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看事情的的眼光和總體的價值觀。今天二十歲的人，出生在1997。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的背景是戰爭、冷戰，1997出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你也許想到的是香港回歸中國，或者黛安娜王妃車禍喪生。而我會想到Deep Blue。
IBM的Deep Blue計算機在1997年打敗了世界棋王 Gary Kasparov。一場棋賽，宣告一個新時代的來到：機器打敗了人腦。
我們的十歲，1962，是古巴危機，是戰爭，是飢餓……那麼在2007滿十歲的人，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里長大？
我當然不是在說，2007羅馬尼亞加入了歐盟，也不是在說聲樂家Pavarotti過世。我在說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iPhone在2007年出世了。
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托馬斯・弗里德曼）認為，2007是一個歷史關鍵年份；這一年，臉書和推特真正的拔地而起；這一年，Airbnb誕生；這一年，Kindle出現；這一年，Android 系統宣布了，它使智慧手機變成人人都可以擁有的信息武器。雲端、4G、app, 加上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秩序大變、氣候變遷造成的地球質變，每一項都是2007的大革命。
現在二十歲的人類，出生在計算機贏了人腦的數字時代，成長在大數據幾何式飛躍的革命時期，他們一睜開眼看見的世界就和之前所有還活著的世代――X世代、嬰兒潮世代、無言世代，不一樣。
現在的代差，是數字代差。數字代差的意思是，「我們」和「他們」活在兩個平行的氣泡里，沒有交集。兩代人獲取知識、形成判斷、養成價值的途徑，已經截然不同。
權力支點大挪移
我們這一代人，必須要認識到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權力位置的大挪移。
從前很多的價值建立在有「檻」這個前提上。
要獲得知識，要有能、或有錢、或有身份作為門檻；網路卸下了門檻，人人可以獲得知識，於是你發現，如果你曾經是啟蒙者，啟蒙者的社會角色不見了。人人都掌握某塊的知識，庶民變成網民，網民與菁英平等，你這個啟蒙者變成笑話。
要發揮影響力，要有平台、或有權力、或有長年累積的實力作為門檻；網路拿走了門檻，人人都有機會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權力，然後把權力轉化為實力。他不一定需要長年的累積，只需要一點對時機的透視力或者恰恰好的個人魅力，他就變成「網紅」，「網紅」和意見領袖平起平坐，甚至影響力更大。
要掌有權力，要依靠知識、或智能、或技術，或者某種資源的壟斷，網路化把學校、媒體、大企業、教派，名教授、大知識分子，所有曾經掌握話語權力的菁英及菁英體制，都給扯下了寶座。
在新的結構里，有權力的，是群眾，不是菁英；有影響力的，是網民意見，不是專業知識。
「影響力的倒置」 這是好的嗎？
2014年，俄羅斯佔領了克里米亞。政治學者針對2066個美國人做了一個比對調查，他們問兩個問題：一、請他們在世界地圖上指認烏克蘭的位置。二、問他們是否贊成美國轟炸烏克蘭。
調查的結果是：一、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指得出烏克蘭的位置，平均離譜2880公里。二、越是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的人，譬如有的人認為烏克蘭在拉丁美洲，越是主張出兵。
2015年，一個政策民意調查問了另一個問題：你是否贊成轟炸Agrabah？結果：民主黨支持者19%贊成轟炸，36%反對；共和黨支持者剛好相反，33%贊成轟炸，13%反對。
這麼重大的外交及國防政策，選民的態度很明確吧？
問題是，這個轟炸目標，Agrabah，是迪士尼電影《阿拉丁》裡頭一個虛構的國家，它不存在。也就是說，選民充滿自信、斬釘截鐵地表達見解，做政治決定，對一個完全不存在的地點。
阿格拉巴/Agrabah：《阿拉丁》童話里虛構的阿拉伯城市我想用美國學者Tom Nichols的說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不信任，是好的嗎？
他說，美國人已經到了一個地步，把無知捧成了美德。把拒絕相信專家說法，視為「獨立思考」。
他說，「這是件很嚴重的事。社會會進步，是因為精深的、累積的專業，使得我們敢去信任菁英、專業，認為他們可以帶來社會進步。當這個信任不在了，民主和專業就會崩壞，因為民主機制的菁英們就不會願意陷入一個泥沼里與知識破碎而聲音卻又特別大的群眾一再糾纏，他們會選擇退出。那個時候，專業就不再是為社會公益服務的了，而是，誰有權、誰有錢，就去買他要的專業。這個結果，其實已經來到眼前。」
一顆眼淚
全面的不信任，當然是不好的。如果網路科技帶來的只是反菁英、反專業、反體制的民粹，當然是危險的。
因此，我們可能希望告訴年輕的網路世代：你看，眼淚，是水和鹽組成的。但是，當你用科技把水和鹽加到一起，放進一個玻璃瓶，請問，這是一顆眼淚嗎？
當然不是。水加鹽永遠不會等於一顆眼淚。新科技再怎麼神奇，它取代不了思想；人工智慧再怎麼超前，它產生不了情感。水加鹽，不是眼淚，因為它沒有心的激動。
因此，我們會希望跟網路世代說：你必須從你的同溫氣泡里出來，和「我們」的歷史經驗以及代代相傳的專業積累做銜接，否則單單是全球化和新科技不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幸福。
問題是，如果「我們」這些管理者、教育者、決策者、評論者自己其實也處在一個同溫氣泡里呢？
如果「我們」根本不理解科技如何改造了知識生產，如何重塑了人際關係，如何顛覆了基本價值結構，如果我們自己不理解網路世代的邏輯，我們怎麼可能跟他們對話呢？
如果我們自己心中充滿對新時代的無知和對新世代的偏見，我們怎麼開啟重建信任的工程呢？
面對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排山倒海而來，我深刻覺得「我們」這幾代人，站在斷崖邊，要不就學會搭橋，要不，就掉下去。
註：本文為作者2018年1月11日在《台北天下》雜誌的演講稿。經作者授權刊載。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