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剌子模信使問題》是王小波的名文，也可謂當世名文了。文章辟頭就說：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王小波只是藉此起興，引申以討論學術誠實之類的大問題，所以他馬上說了：「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但不賢者識其小，在已記不清文章內容的時候，有一天，我卻忽然懷疑起「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來了――當然，這只是個「並不重要」的問題。
我通過百度和讀秀搜索過「花剌子模信使」，但無甚收穫，幾乎所有的搜索結果都指向王小波此文。即便果真有「花剌子模信使」的歷史記載，也已淹沒在無限複製的王小波里了。
但考據癖一旦發作，就不易克服，我只好用向來的笨法子，在關於花剌子模的史著中查找。應該說，花剌子模的文獻並不太多，中文的尤為缺乏。花剌子模原系中亞古國，先後為波斯、阿拉伯、西遼征服，至十二世紀後期始成獨立的穆斯林王朝，東征西拓，以壟斷當時東西貿易孔道，勢力強盛一時，但維繫半個多世紀即為蒙古所滅，算得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國族既煙消雲散，領土已歸蒙古疆域，其史事亦大抵附庸於蒙古西征的歷史編纂而已。據我所知，有關史料主要見於張星R輯《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七編「古代中國與中亞之交通」部分、[伊朗]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波斯]拉施特《史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通論則見於《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法]格魯塞《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蘇]巴托爾德《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晚近的還有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俄]李特文斯基主編《中亞文明史》第三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版）、[塔吉克]阿西莫夫和[英]博斯沃思主編《中亞文明史》第四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版）。這些書里有關花剌子模的內容，我大體瀏覽過。
就我涉獵所及，目前我傾向於相信，所謂「花剌子模信使」或許於史無徵，至少並非信史，而更像一個偽托的故事。宋人趙令《侯鯖錄》有個著名掌故：蘇東坡參加禮部考試時寫了篇《刑賞忠厚之至論》，「有雲『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王小波會不會也是「想當然爾」呢？
自然，這是極危險的論斷，我很明白「言有易，說無難」的治史通例，古今之史事無窮，一人之聞見有限，說不準李銀河女士即刻就能拋出反駁我的鐵證呢！
還有可能，王小波會不會是將其他地方的故事有意無意地安在了花剌子模那裡呢？或者，他引用的本非可靠的史書，而只是戲說的小說家言呢？那樣的話，就更加難以查證了。
總之，此問題我無力解決，只能暫提出一個假設。
但我也不是那麼擔心假設錯了。因為我真正的重點，並不在證偽，而在考實。證明「花剌子模信使」的事情不存在於花剌子模，並非我的目標，我其實是想證明，類似於「花剌子模信使」的事情存在於別處，準確點說，是存在於我們中國歷史上――就如奧爾良烤雞翅在奧爾良沒有，但在中國卻有。
王小波的本意可能是假託一個域外的事例來鞭撻本土的現狀，但實際上，類似的例子地本土就多著呢。
我所知最早的例，發生在春秋時代。《左傳》哀公十三年記越國伐吳事：
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同一事件云：
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
吳王夫差擔心打敗仗的消息傳開去，就將通報消息者全部殺掉。這不就是「花剌子模信使」的情節嗎？
大約就因夫差這個德性，唐代羅隱就給他編造了一個寓言：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築台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閡源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王賜員死，而河檬隆Ｃ髂暝餃胛狻＃ā恫魘欏肪硪弧拔夤遺事」）
這裡說，吳王建高台，先讓伍員（伍子胥）去監督，只建到三四層，伍子胥就帶來壞消息；於是換了海ú海└涸穡一直到建好九層，伯憾賈揮瀉孟息。最後，吳王殺了伍子胥，而重用伯骸Ｕ飧鑫饌蹙透花剌子模國王一般。
唐末昭宗時，義勝軍節度使董昌割據兩浙，稱帝自立，鎮海軍節度使錢H代表朝廷討伐他，最後圍困了其所在的越州（今紹興）。據《資治通覽》卷第二百六十：
董昌使人覘錢H兵，有言其強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按：《新唐書・董昌傳》載其事云：「候人言外師強，輒斬以徇；紿告H兵老，皆賞。」）
董昌自欺欺人，當然又是一個花剌子模國王了。
稍後，朱溫手下的徐州節度使龐師古率兵攻伐江淮的楊行密。據《資治通覽》卷第二百六十一：
師古恃眾輕敵，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眾，斬之。（按：此事見《舊五代史・龐師古傳》、《新五代史・龐師古傳》，茲不贅引）
這跟董昌的反應大同小異，亦猶「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也。
這些都是跟花剌子模國王一般真能下狠手的例子，至於表現出類似心理的例子就更多見了。
《資治通鑒》卷第一百八十三載隋煬帝楊廣事：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按：此事見《隋書・蘇威傳》，茲不贅引）
自然，說好消息的宇文述得到了楊廣的寵信，而說壞消息的蘇威後來則被羅織罪名，總算因他過去勞苦功高，才免予一死。
北宋時廣西蠻族儂智高起事，先攻佔邕州（今南寧），復順江而下，直指廣州。當時廣州的知州仲簡不信儂氏真會殺到，據《宋史・仲簡傳》：
人告急，簡輒囚之，仍ビ詰潰骸案彝言惑眾者斬！」以是人不復為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爭道，競以金帛遺閽者，相蹂踐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按：另參《續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二）
帶來壞消息就是「妄言惑眾」，要砍頭，用的也是龐師古的手段。 如果說，楊廣是昏君，那麼明君呢？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擬遠征匈奴，前後屢遣使者窺探虛實。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u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按：又見《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參《資治通鑒》卷第十一）
這位劉敬本姓婁，原來以齊國戍卒的身份求見劉邦，力言宜建都關中，奠定了漢廷的政治地理，劉邦因之賜他劉姓，足見對他的重視。如今臨戰事急，劉邦相信有利於開戰的消息，遂口不擇言，竟罵反對開戰的劉敬是「齊虜」，「以口舌得官」。隨後劉邦照原計劃出兵，遂有恥辱的白登之圍，常常皇帝亦幾為匈奴所擒。
劉邦自然沒有花剌子模國王那麼昏憒，沒有夫差、董昌、龐師古那麼殘酷，但他不願聽壞消息的心理卻是一樣的。劉邦之待婁敬，跟楊廣之待蘇威又有多少差別呢？漢高祖尚且如是，「普通」的君主就更不必說了。
至此為止，舉的例都是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那麼，「花剌子模信使」是不是該叫「中國信使」呢？這是我們的國民性或曰劣根性嗎？不是的。不過因為我只有能力徵引中國史籍罷了。大凡稱之為國民性或劣根性的東西，其實都不會專屬於中國人，也不會專屬於任何一個國族。
我在搜索「花剌子模信使」時，見到知乎已有人提問：「王小波有關花剌子模信使的說法有歷史依據嗎？」而有位SyaNHs答覆：
……英文中有一個相同含義的諺語，叫作：「Shooting the messenger」（按：射殺信使）或者 「killing the messenger」（按：殺死信使）。這個短語的意思同王小波的雜文如出一轍，不過英文短語的故事來源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當有信使告訴亞美尼亞國王提格蘭二世羅馬將軍盧庫魯斯的大軍正向他的位置進軍后，提格蘭二世卻把這位帶來情報的信使的頭顱砍下，於是再也沒有人敢告訴這位國王羅馬大軍前進的消息，直到他被盧庫魯斯包圍。而後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也提到了類似的橋段。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中似乎也表達過相似的情緒。
宋希於又提示我，維基百科也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條目，乃請友人幫我譯出其中兩段：
文學作品中對「射殺信使」一典的引用，早見於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書中是這麼說的：「第一個帶來Lucullus（盧庫魯斯）來襲消息的信使，讓Tigranes（提格蘭）感到極為不悅，命人將其砍頭。這麼一來，就再也沒人敢來向他通報消息了。徹底斷了情報來源，當戰爭已經在他身邊爆發的時候，他卻還是只愛聽那些專門奉承他的人說的話。」
弗洛伊德認為，射殺信使「多少算是防衛心理的一種表現，用來抵禦令人痛苦和無法承受的事」。弗洛伊德引西班牙摩爾人的著名輓歌《Ay de mi Alhama的》為例，歌中講到Boabdil王如何收到Alhama城陷落的消息。他意識到，這次失利意味著他的統治已經結束。但是，他不會讓這件事就這麼成為現實……於是，他把信扔到火里燒了，還把信使給斬了。」弗洛伊德補充說：「驅使國王這麼做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他需要減輕自身的無力感。通過把信燒掉，將信使斬殺，他可以藉此繼續宣示權力的絕對在握。」
還可補充一個相似的例子。十二三世紀以暗殺聞名的伊斯蘭教異端阿薩辛派（即金庸在《倚天屠龍記》里提到的「山中老人」組織），其後期領袖阿老丁（Imam 『Ala al-Din Muhammad）有精神疾病，也順理成章地成了個花剌子模國王：
因為缺乏教養和閱歷，他是那樣脾氣壞和無耐性，以致沒有人敢反對他，或者當著他的面提到他多少有些煩惱的國政：無疑地，對提意見的人的回答是立即予以處決，其中包括可恥的肢裂和斷肢在內的酷刑。其結果是，所有關於他國家的內政外交及敵友的行動的消息，都對他進行封鎖――甚至他派往各個王宮的使臣，當他們返回時，決不把國王們對他的要求和提議的回答告訴他，因為這不合他的胃口。……現在所有這些致國王們的使信，不過是成堆謊言，一套假話；但他認為這些被他自己的蠢徒或出自無知或出自害怕而假裝相信的謊話，會在國王的宮廷中得到採納，而且智士也會被它們欺騙。（《世界征服者史》，下冊第786-787頁）
《馬可波羅遊記》中所繪的阿薩辛派後期領袖阿老丁既然帶來真實消息就等於帶來壞消息，就要「喂老虎」，那麼當然人人都只會帶來虛假消息了。這是「花剌子模信使」機制的必然結局。
這樣就可以說，不論「花剌子模信使」是否存在於歷史上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信使」式的現象都是實際存在的。說到底，「花剌子模信使」現象不屬於花剌子模，也不屬於中國――它屬於人類，它是「人性的弱點」。所有人都希望聽到好消息，都不希望聽到壞消息，這是心理本能，在個人層面倒也無傷大雅；但到了有權勢者那裡，本能就容易無限放大，形成政治的蝴蝶效應，在公共層面造成極大危害。
可以想像，越往權勢的上層，就越願意收到好消息，更關鍵的是，也越容易收到好消息！按著名的「墨菲定律」，如果可能有壞事發生，那麼壞事就必會發生；而在花剌子模的世界里，情形卻是相反的，存在著一個「反墨菲定律」：如果可能有好消息到來，那麼好消息就必會到來。那些平庸的小人物總是會「報喜不報憂」的，只因為，那些專斷的大人物只願意聽到好消息啊。
套用阿克頓的名言，不妨說：權力導致「花剌子模信使」，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花剌子模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