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大家發表了「濫情時代」隊的頭條文章《北大畢業后，當一個純正的無業游民》（以下簡稱《無業游民》），標題的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北大」，一個是「無業游民」。「北大」字眼是自帶流量的，況且作者和寫作對象都是「北大」出身。所以，雖然「無業游民」最多只有副詞水平的關注度，但跟「北大」一結合，關注度就不一樣了。
如果剝離「北大」的標籤，先不去管關注度會有什麼變化，就文章內容而言，我分不清作者眼中的老公，到底是在追逐夢想還是在逃離現實。更明確一點來說，按照作者的說法，「看不清楚人生的時候，需要立刻按下停止鍵」，那麼，按下停止鍵就一定意味著辭掉工作、關掉朋友圈、不見老師同學嗎？
《無業游民》一文披露的私人信息並不全面，但還是可以看到，作者的老公在成為一個自我封閉的無業游民前，存在諸多苛刻的條件。父母和妻子的極大寬容，對物質條件的較低要求，以及此前兩年工作經驗的存款，這些都不可或缺。
當然，更大的背景性條件在於作者和作者老公都是北大出身，相對而言，他們的工作不會那麼難找。但除了一定的存款，父母的容忍、妻子的包容，北大的學歷背景，這些條件通常人都很難具備。所以，這種人生選擇的可推廣性、可複製性在哪裡，我認為作者應該做一些補充性論述。
辭掉工作、收窄社交圈，自然屬於個人自由的範疇。問題在於，作者是在通過一個公共平台展示自己和自己老公的人生選擇。如果這樣的選擇沒有一定的可推廣性、可複製性，那麼文章的公共價值就大大減弱了。如此一來，文章就變成了無病呻吟，自嘆自HIGH，甚至是自我炫耀。不客氣地說，文章風格實在太對得起隊伍名稱了。
狀元的權力
在《無業游民》中，我認為真正值得追蹤的是作者老公與其父母的關係。
這是因為，作者與待業在家的老公雖然已婚，但婚姻帶來的結構性衝擊陷入不是一紙證書，而是孩子的到來。在孩子出生以前，領不領證，說實話沒那麼重要，沒有孩子的「二人世界」與戀愛時期基本無異。況且作者目前還是博士生，生活的參照系相對簡單。二人的婚姻甚至還有一半校園愛情的影子，如此簡單清爽的婚姻，比職場戀愛令人艷羨一百倍。
作者老公來自農村，父母文化不高，收入一般，否則也不至於蓋不起新房。幾乎沒有任何意外，作者在成為全市高考狀元之後，家裡的門檻大概也被踏破了。儘管作者老公由北大本科、碩士畢業已經4年，並且用這4年的時間重申了一個淺顯的道理：成績好壞與賺錢多少基本沒有關係。但是，他的父母肯定還是非常以作者為榮。背後的原因，首先是畸形的高考體制給了狀元持久的榮耀感，其次是他的父母從內心深處相信作者一定會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父母小心翼翼給作者老公打電話，也表明了作者老公在父母面前擁有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的獲得，農村的高考成功者都有切身的體會。鄉村裡的重點大學大學生，縣城裡的北大清華錄取者，他們身上的光環可以維持數年甚至數十年。在《無業游民》一文中，有留言者對「父親朋友的證券公司」這一信息表示納悶，為什麼一方面說沒錢建房子，一方面又說有朋友是證券公司老總？
我斗膽猜測，這裡的表述是無誤的。這位在證券公司當老總的牛人，應該是他的老鄉，至少與他父親互相認識。但之所以能夠幫他的兒子介紹工作，不是因為他父親，而是因為他自己上了北大。如有事實不符，歡迎作者出來糾正。
舊時科舉，現時高考，脫穎而出者都可以獲得整個家族乃至家鄉「賢達」或「能人」的庇護。一方面，脫穎而出者的確擁有較強的能力，進士及第和名牌大學學歷成了最好的能力證明；另一方面，這些能人也希望趁機收納門客、編製關係，今天我對你有恩，明天你也會對我的子孫後代照顧，互惠互利，何樂不為。
所以，高考的成功實際上直接賦能了作者的老公，使得他成為社會賢達、經濟能人拉攏的對象。這樣一來，他的父母在他面前就會變得輕聲細語，原先父子關係變成普通人和優質潛力股之間的關係。可以打一個比喻，從此，成為狀元之後，他與父母之間建起了一座高牆。這座高牆將彼此分為兩個世界。作者老公認為父母理解不了自己，不應干涉自己，他父母也承認自己不懂兒子，不能干涉兒子。
高牆兩邊當然不是平等的，而是傾斜的。可以說，兒子是掌權者，對待父母的態度是傲慢的。這種傲慢的程度，可以用《無業游民》文末的那句話來形容：「我們不應該去貼合他們的標準，而是應該把我們自己關於美的標準告訴他們，讓他們理解並自願走入我們的陣營。」
幾乎可以斷言，讓作者老公的父母自願走入作者及其老公的審美陣營，這是不可能的；但讓他們自願靠近作者及其老公，這是肯定的。兒子是他們一生的驕傲，他們不會有太多質疑，即使兩年不工作，他們也會壓抑住內心的疑惑和焦慮。因為，他們的人生要獲得安全感乃至榮耀感，除了信任兒子已經別無選擇。
所以，高考的成功，狀元的招牌，重構了一個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通常來說，即使是狀元，即使在家裡有了強勢的話語權，但一般的做法也是拿出兩年工作積蓄，幫父母建一幢新房，這屬於光宗耀祖的做法。但作者老公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將權力之劍斬斷自己的家庭責任：騰出2年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回到兩年前，我們來假設一下，作者面臨的挑戰有兩個，財務自由和心靈自由。他可以有三種選擇，只追求財務自由，只追求心靈自由，追求財務自由的同時追求心靈自由。很顯然，難度最大的不是努力工作，朝著財務自由的目標邁進，也不是自我修行，朝著心靈自由的方向賓士。而是在努力工作的同時，開闢心靈自由的空間。
相對而言，第三種選擇的難度更大，要求更高。當然一旦操作成功，人生境界也會更加開闊。
高考後遺症
作者老公最終選擇按下停止的按鈕，辭職、閉關，然後學做菜、減肥、寫10萬+、創作小時、學打羽毛球……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什麼「偉大工程」，每一件事都不值得單獨騰一大塊時間來做，甚至可以說，所有事情疊加起來，也不值得辭職專門來做。
有一個細節特別有趣。作者寫道：「經過研究，他發現有很多事情，從零基礎到掌握基本技能、做到合格水平，只要20個小時就夠了――因為日常生活並不要求人們事事做專家，通常掌握百分之六七十就夠用。」
這讓想起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的做法。德魯克每隔五年左右，就會在一個全新的領域進行學習，也許是一門語言，也許是一個單獨的學科，也許是別的領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德魯克會潛心進入該領域，力爭做到最好。與德魯克的「深度掌握」不同，作者老公更青睞「淺嘗輒止」。
這種行為背後，極可能隱藏著兩個重要的信息。
其一，一個26歲的北大畢業男生，不會做飯，不會打羽毛球，沒有一套知識體系，沒有寫過小說等等。這些都沒有做過，說明他的生活頗為單調，缺乏豐富的體驗。我也來自農村，我知道這一代農村考生只要成績好，父母是不讓幹家務的。「你只要好好念書，其他都不用操心」，這話我聽著特別熟悉。同時，農村考生有沒有城市學生豐富的文體娛樂活動，所以「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農村考生，在進入大學前，很可能是沒有興趣愛好的，更談不上什麼豐富的體驗。
所以，當一個26歲的人開始學習這些最普通的技能、興趣，我只能說，更大概率是一種補償心理在作祟。之前的生活太單一，所以現在必須豐富起來，人生怎麼可能一眼望到頭呢？不曾想，此君豐富生活的起點實在不高，他不是在做一些「別人不知道，沒聽過，不敢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些「別人早就做過，正在做以及不想做」的事情。更要命的是，他的老婆還把這些寫了下來，刊發了。
其二，作者老公在發展這些普通技能和一般興趣的時候，沒有選擇融入工作-生活的日常節奏，而是選擇辭掉工作專門來做。這種做法，可以稱之為微觀意義上的「集體力量辦大事」的行為。眾所周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但這種做法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指定時間內，沒辦法進行平衡處理，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一個目標上。實際上，高考制度也是這樣設計的，考前1年、3年或者6年、12年，考生的主要目標就是一個――準備高考。至於別的目標，比如學會做飯，談戀愛，去旅行都不再重要。
長此以往，考生們心智模式也會變得適應「集中力量辦大事」。你讓這樣的考生同時多線程處理各個任務，很多人就會焦慮乃至崩盤。所以，作者老公雖然貴為狀元，但是否是患上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綜合症，在習得普通技能和一般興趣時，必須停下工作的步伐來專心投入，我認為有作者必要做一次審視來確認。
自由與責任
讀到這裡，讀者諸君也許覺得我太刻薄了。對此，我並不想否認。但我想說明的一點是，假如《無業游民》這篇文章是在作者老公結束暫停之後寫就的，或者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並且取得較大成就之後寫就的，那就絕不會有我這樣一篇懟文。
就像李安在家6年那個梗，之所以傳為美談，是因為李安最終添列頂級導演，而不是他燒了6年的飯。李安如果後來一文不名，那麼公眾也完全懶得理他幹了幾年家庭煮男。即使那幾年裡，李安實現了人生的多個頓悟，獲得了獲取人生終極意義的秘方，但這跟公眾似乎沒有太多的關聯。
由此推之，作者的老公選擇成為無業游民，期間頓悟人生也好，補償過去也罷，里裡外外都還稱不上是一個可聚焦、可研究的範本。至少從《無業游民》這篇文章里，我看不到有什麼值得深挖的公共價值。如果一定要說有，那恐怕要結合此前「四成北大新生認為活著沒有意義」的新聞，一起來恭喜作者的老公，成功擺脫了四成新生組成的價值陣營。
只不過，即使是追求「活出生命的意義」，也如同名經典作品的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所說的：「自由與責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履行責任和獲得自由，時常發生會在同一時空條件下進行。自由只有建立在責任基礎上，才會更加堅實與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