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寫下《鄉愁》的時間是1971年，那時兩岸還處於隔絕狀態。這首詩在情感上的高潮無疑是這一句：「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這句詩是虛構，因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灣，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運的。
這句詩也是預言。到了80年代，兩岸恢復往來，不少台灣中老年人回到大陸探親，他們發現，父母就像余光中詩里所寫的一樣已經不在人世了。比余光中還要大10歲的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抗戰爆發的時候，他剛從黃埔軍校畢業，隨學校從南京撤退到武漢，在上前線之前，他獲得了半個月假期，從武漢經鄭州、徐州再到鹽城老家。他敲門，過了好大一會兒，母親才過來開門。母親說：「你下次回來，不要再敲門，回到自己家，要喊媽媽，不用敲門。」這是郝柏村最後一次見自己的父母。他參加了抗戰，最終去了台灣。
余光中的《鄉愁》，把母親的形象與故鄉聯繫在一起。母親（家），故鄉（地方），大陸（祖國），是一種逐漸遞進的關係。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獨特體驗。在他寫出《鄉愁》前10年，于右任就表達了差不多的意思：「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這首臨終詩叫《望大陸》，又叫《國殤》，精神氣質上，仍然是故鄉與祖國是一體的。
于右任的苦惱在於，他想安葬在故鄉，但是卻無法實現，只能求「葬於高山，望我故鄉」。對余光中來說，安葬在何處仍然是一個問題，「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當我死時》）這就是他這代人的死亡觀，大陸和中國是一回事。他們參與了中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現代化進程，家國情懷和宏大敘事，都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余光中說，「我是地道的南京蘿蔔頭」。他1928年生於南京。1927年，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南京成為國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這段時間的南京，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變」后，報紙也經常討論日本全面侵華的可能，這又強化了人們的國家觀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雜的時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灣，這時候他已經20歲出頭了，即使世界觀還沒有定型，國家觀已經確定無疑了。
余光中從台大畢業，又到美國去留學，這是他那一代到台灣的青年典型的道路。故鄉、大陸、國家之外，他又多了一種世界的眼光。或許有個域外的經歷，才讓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痴迷。我喜歡他那首《尋李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那一雙傲慢的靴子至今還落在／高力士羞憤的手裡，人卻不見了／把滿地的難民和傷兵／把胡馬和羌笛交踐的節奏／留給杜二區細細的苦吟……」
這是何等的洒脫和胸懷，但是，對余光中這代從大陸到台灣的人來說，李白式的洒脫只是一種幻想。余光中不是李白，恰恰是那個苦吟的杜二，這種情緒在他的《鄉愁》里無比清晰。
對讀過很多現代詩的讀者來說，《鄉愁》實在太過簡單了，因而顯得有點幼稚。但是，正是這樣的詩，才成為真正的時代之作。還有什麼能比這首詩更好地表達他那代人的感情呢？這首詩既有時間的流逝，「小時候，長大后，現在」，又有國家的梳理，「我」越走越遠，而那個「故鄉」越來越大，從母親，到家鄉，再到大陸。
這首詩寫到不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氣質上是屬於國民黨的。從充滿希望，到流離失所，再到思念大陸，這不僅是余光中的命運，也是國民黨的命運。一些國民黨的元老回到大陸，被大陸日新月異的發展所折服，感嘆一聲：「我們國家現在很強，國力居世界第二位。」這就是余光中他們這代人的世界觀，台灣和大陸從來沒有分離過。
1980年代，兩岸恢復往來，很多台灣人到大陸尋親。那些50歲以上的台灣人，經常觸景生情、他們在大陸度過了童年。這一代人，很多人因戰爭和苦難而死去，而活下來的人，則擁有了豐富而沉重的人生體驗。他們的腳步跨越過廣袤的土地，最終在他們回到故土的時候，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經歷的一切，他們的眼淚奪眶而出。尋根之旅緩解了同時也再次確認了「鄉愁」的存在，他們的表現嚇壞了也感染了陪同前來探親的子女――這也讓年輕一代能夠感受到自己來自何方。
但是，對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對大陸的認識，更多來自理念而不是經驗或者情感。余光中這代人身上的「鄉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經遞減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裡，已經難以理解甚至不以為然。一個台灣的中學生寫一篇《故鄉》的作文，他不會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灣的某個地方。「鄉愁」最終成為了一個空洞的概念。
對大陸青年來說也是一樣。80年代以來，每個中學生都能從語文課本上學到余光中的《鄉愁》，但是，學生要真正體會這種情感，則需要把自己想象成為那個離開大陸到台灣的青年。學生真正收穫的，是一種概念和兩岸關係的認知。現在，兩岸人們的交往不斷加深，即使在成都這樣的內陸城市，也有不少來做生意的台灣人，而每年到台灣旅遊的成都人也很多。但是，不管是做生意還是旅遊，我們從這種互動中所能感受到的，更多是「兩岸」的「兩」字，而不能像余光中那樣，他從「兩岸」看到的是那個「岸」，是心靈可以停靠的地方，是家。
這就是余光中《鄉愁》的意義所在。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個問題，當他這一代老人離世，台灣人如何能夠繼續維持對大陸「家「的想象？這種「鄉愁」，能否作為一種共同的文化資源？「兩岸」如何能夠更接近為「岸」，而不是彼此遠離的「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