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歿了，89歲。過了米壽，不可謂不久。
朋友們都開始念叨《鄉愁》：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大概因為寫得兩岸士子血肉連心，大概入選了語文課本之故。
我小時候，或者是上課不用心，或者是語文課本無載，並不太記得這段詩。
所以我印象里的余光中先生，是另一個樣子。
比如《尋李白》：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從開元到天寶，從洛陽到咸陽
冠蓋滿途車騎的囂鬧
不及千年後你的一首
水晶絕句輕叩我額頭
當地一彈挑起的迴音
比如十一年前那首《草堂祭杜甫》：
七律森森與古柏爭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漢闕
萬世香火供一表忠貞
你的一柱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詩人
比如《聽聽那冷雨》里，蔣捷愛好者一望而知的段落。
一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再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的僧廬下，這便是亡宋之痛，一顆敏感心靈的一生：樓上，江上，廟裡，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場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該是一滴濕漓漓的靈魂，在窗外喊誰。
比起《鄉愁》來，這些詩大概更接近他的氣質：用典故，用意象，抒情，懷古。
他強調的彈性，是對於各種語氣能夠兼容並蓄、融合無間的適應能力，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基礎，在情境所需時，也不妨用一些歐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適時而出的方言或俚語，或是穿插典故。文體和語氣變化多，散文彈性當然越大， 發展的可能性也越大，而不至於趨向僵化――這在中國古代，叫做文氣。
運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別精選的字眼，來達成特別的意境，像是「咽過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過時空的壓縮和景象的映襯、重疊、交替，讓意象變得繁複，例如「每次寫到全台北都睡著，而李賀自唐朝醒來」；或是小孩學習作文經常被強調，結構的首尾呼應，也能因為強化了文字對讀者的印象，達成密度的增加――這在中國古代，就是意象了。
他對朱自清前後期文章的評價，對英式中文的警惕，都多少暗示出他的趣味：他喜歡純雅天然的，傳統中國文人的姿態。
您再回憶下，台灣許多位老先生，都如此。
怎麼說呢？這整體像一種，南朝文人氣質。
魏晉南北朝時，東晉到宋齊梁陳，文人如雲。因為中原衣冠南渡，貴族多在意文化素養。所謂「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辭藻美，聲律諧、隸事精、屬對工。優美協調，富有古韻。後期太發達了，還流行駢文與宮體詩。後來南宋文學，也有過類似氣象。托古，抒情，優美，精緻。
因為隋唐文學過於興旺，韓愈及古文運動的諸位是反南朝文風的，所以現在對南朝文章評價不算很高。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與理論成就，本身是夠夠的。
台灣的諸位先生，早年寫文章，都有類似調子。讀慣的人覺得古韻悠然，讀不慣的便覺得文縐縐的。
對去台灣的諸位而言，回望故土，彷彿從江南北望，自覺正朔，必須好自鄭重。所以格外優雅，格外復古。比如我一直敬佩的唐魯孫先生，晚年在台灣寫專欄懷念北平故都飲食，末了總免不了提幾句「舊都」之類，這是當時台灣的政治正確。
其他台灣作家，不至於如此激進，但這種南朝士大夫式的典雅、優美、崇古、溫潤、精緻，算是台灣老派文學的整體風格吧。
余光中先生自己，1970年代，台灣戒嚴時期，反過鄉土文學，還出了唐文標事件――後來他自稱反對的不是鄉土文學，而是工農兵文學。說他是個南朝士大夫做派，大概也沒什麼錯。
所以台灣左翼諸位豪傑，又譬如李敖先生這種鬥士，自然與余光中先生意見相左，看他不慣了。
自然了，文無定法，不論高低。
說這段事，也無非借余光中先生，說說台灣諸位先生的風骨。
台灣諸位先生的文筆，有鄉愁，有涵養，懂典故，知文化。他們的氣質，是一種上溯歷史的復古氣質。所以，真回故土來了，他們怕反而要失望的――逯耀東先生寫他回大陸吃東西，搖搖頭，「不是那個味道了」。
就是所謂「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哦對了，說這句話的桓溫，也是個南朝人。雖然一代梟雄，依然多愁善感。南朝文章，一向如此。
所以呢，我們不必太為余光中先生的鄉愁遺憾。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明白這一點，他如是說過：
「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是唐詩中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中國。」
其實這句話適用台灣許多位老先生――又不止余光中先生一個人了。
余光中先生當年寫杜甫：
惟有詩句，縱經胡馬的亂蹄
乘風，乘浪，乘絡繹歸客的背囊
有一天，會抵達西北那片雨雲下
夢裡少年的長安
他理想中，詩句可以穿越一切，直達夢裡少年長安的。
現在，他是回到自己少年長安、李白杜甫的中華夢裡去了。他對古中華的鄉愁，圓滿了。
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