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們正青春。他們彼此相愛。他們殺人。」
這是五十年前的電影《邦妮和克萊德》（Bonnie and Clyde）的宣傳語。
[編註：《Bonnie and Clyde》的電影片名，一般直譯《邦妮和克萊德》，還有更普遍的譯法為《雌雄大盜》，台版譯名為《我倆沒有明天》。本文統一為《邦妮和克萊德》。]
這個他們中的男主角，本來可能會是Bob Dylan――至少在1966年時，這部電影的製作人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一度這麼想過，畢竟當時Dylan剛換上搖滾外衣，是那時代最鏗鏘的青年之聲。
1960年代，當整個美國社會被翻天覆地地攪動，當流行音樂在聲響中不斷回蕩著青年的不滿與困惑時，好萊塢電影圈卻依然保守、老化，直到1967年的這部電影《我倆沒有明天》吹起了美國電影的革命號角，開啟了好萊塢最有創造力的十年。
2.
《邦妮和克萊德》的故事是在1930年代，一對亡命鴛鴦過著不羈的生活，他們搶銀行，意外殺了警察，最後被警察所圍剿槍殺。
這部電影原本並不被看好。
原創劇本班頓（Robert Benton）和大衛・紐曼（David Newman）不是電影工業內的人，而是Esquire雜誌的編輯。這兩個文藝青年熱愛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尤其是讓-呂克・戈達爾的《斷了氣》（又譯《筋疲力盡》）和弗朗索瓦・特呂弗的《夏日之戀》（Jules et Jim，又譯《朱爾和吉姆》），班頓說他至少看過後者十二遍。對他們來說，「法國新浪潮讓我們可以去寫更複雜的道德，更曖昧的人物性格，更糾纏的關係。」
《朱爾和吉姆》，19621963年，他們讀到一本關於1930年代初期經濟大蕭條時代不法之徒的書《The Dillinger Days》，書中提到一對來自德州的鴛鴦大盜邦妮和克萊德，他們深深著迷於這個故事，想象著如果是用法國新浪潮的風格來拍攝，那麼這部片會是《筋疲力盡》加上《朱爾和吉姆》加上美式犯罪類型片的新品種。
他們把這故事改寫成劇本，並希望由偶像特呂弗來導演。特呂弗很喜歡這劇本，甚至花了幾天和他們一起腦力激蕩，但因為沒時間，轉給另一個法國導演戈達爾。戈達爾也想拍，也是沒成。最終特呂弗把這劇本推薦給年輕的美國演員沃倫・比蒂，覺得很適合他。比蒂打電話給陌生的班頓說想看這劇本，半小時后就出現在他家門口來拿劇本，幾個小時后就說要買下這版權。
比蒂成為電影的製作人和男主角，找了阿瑟・潘（Authur Penn）擔任導演，費・唐納薇（Faye Dunaway）擔任女主角。
邦妮和克萊德電影版（左）與原型人物（右）彼時他們都很年輕。電影中的邦妮和克萊德帥氣美麗，他們雖然搶錢殺人，但不會讓人覺得邪惡與壞，反而只覺得他們是活潑調皮、可愛任性――當他們一度抓到德州巡警時，邦妮甚至親他一下來羞辱他。他們也不像後來的《閃靈殺手》（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1994）中的情侶尋求無意義的暴力和血腥，而只是想追求自由與不受體制約束的生活方式。邦妮和克萊德雖然都是在社會底層，但他們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他們可能成為的樣子。
原始劇本有一部分劇情是三角關係（想想《朱爾與吉姆》），是克萊德和另一個跟隨他們的小子的曖昧情愫，但導演阿瑟・潘推翻了這一段，他認為如果主角作為殺人搶犯又是同性戀，會很難獲得觀眾認同。後來改成男主角克萊德是性無能，讓性挫折連結上他對暴力的喜好。
班頓說，「如果邦妮和克萊德是活在今天，他們會是hip的。他們的價值已經融入我們的文化――當然這不是指搶銀行和殺人，而是他們的行事風格、他們的情慾、勇敢和有教養的高傲、他們充滿自戀的不安全感、滿懷的好奇心，都和今日我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確，他們所關懷的不只是過去的歷史，而更是關於「現在發生了什麼事」(「what』s going on now」)。
電影雖然得到電影公司華納兄弟投資，但他們卻不看好，沒有積極推廣，因為對大片廠來說這像是一部藝術電影。1967年8月電影上映后，得到許多負面影評，票房也普通（但在紐約很好），華納兄弟在12月中就讓它下片。當時最支持這部電影的影評是Pauline Kael在《紐約客》寫的，說這部影片是近年來最讓人興奮的美國電影。她是唯一慧眼獨具的影評，這篇文章也讓她成為《紐約客》的專屬影評人。此文之後，也開始有許多正面評論出現。
12月初，《時代》雜誌由知名普普藝術家Robert Rauschenberg以《邦妮和克萊德》為本製作了一個封面，標題是「新電影：暴力…性….藝術」。這篇報導承認他們原先給的負評是錯的，並且說「不論是對影迷或影評來說，越來越有一種共識是，《邦妮和克萊德》是當年最好的電影，是一個分水嶺，並開啟了一種新風格、新潮流。」
《時代》封面上的《邦妮和克萊德》這則報導之後，比蒂希望電影重新上演。次年2月，在奧斯卡金像獎宣布入圍名單那天，該片重新在更多戲院上映，影片獲得了十項提名，讓沃倫・比蒂大大出了一口氣。雖然最後只拿下兩個獎，但《邦妮和克萊德》不僅成為1968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並且成為影史上的經典電影之一。
3.
電影上映的1967年夏天，正是嬉皮文化的高潮時刻，是所謂「愛之夏」。而整個六十年代，是青年世代追求自由、反抗舊體制的時代。在《邦妮和克萊德》中，壞人是警長、是父母，這兩個迷人的搶犯以及他們的夥伴則是酷的，是純真且加上一點正義感的，他們對抗的是老舊陳腐的道德秩序、法律和銀行，完全切合時代精神。他們更將犯罪與不法之徒浪漫化，將反抗體制的暴力正當化。
紐曼說，對1960年代的反戰世代來說，「作為一個不法之徒是一個很諾氖攏不論你是克萊德・巴洛或是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我們寫的所有東西都是關於如何撼動中產階級社會，關於如何跟一般守規矩的人說：『我們不做那些，我們只做我們想做的』。不過我們愛邦妮和克萊德的部分不是因為他們是銀行搶犯，因為他們是很糟的搶犯。真正讓他們如此有魅力、對社會如此有威脅性的地方，在於他們是美學上的革命者。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最終殺了他們的因素不是因為他們違反法律，而是他們在C.W. Moss（註：跟隨兩人搶劫的一個年輕人）身上放了一個刺青。C.W. Moss的父親對他說，我不敢相信你讓這些人在你皮膚上畫圖。我想這才是六十年代的核心。」
片中呈現的暴力是當時好萊塢少見的。這是因為它恰好處於兩種體制轉換中的空隙：一個是從1930年代就開始採用的舊審查制度，另一個是1968年開始的分級制。所以可以有更多的暴力，且所有人都能在戲院看。
這些暴力畫面成為現實的隱喻。在戲院之外的現實社會中，就在嬉皮的迷幻斑斕過後，美國的天空轉變成血染的紅色。
1967年夏天，幾個大城市出現了嚴重的黑人暴動，火焰四起。1968年初，越戰加溫，4月金恩博士被槍殺，6月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被槍殺，8月在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警察和群眾間爆發嚴重流血衝突。同時，黑人憤怒青年組成黑豹黨，白人憤怒青年組成「氣象人」，兩者都主張暴力抗爭，不論是用槍或炸彈。
在拍攝最後一幕邦妮和克萊德被警察團團包圍槍殺時，導演阿瑟・潘想到那個夏天的黑人暴動和越南戰爭。他希望這一幕讓人聯想到那個時刻的黑暗與驚悚。
邦妮與克萊德的退場《邦妮和克萊德》這部電影的革命性是多重的，一方面他們不僅響應了那個時代躁動的青年文化，讓觀眾看到片中主角如何對抗傳統權威，另方面這部片本身就是一個對好萊塢既有體系的挑釁者。此前好萊塢電影公司最賺錢的是007、約翰・韋恩的西部片、迪恩・馬丁（Dean Martin）的喜劇、懷舊音樂劇、或戰爭片，且大都是老演員主演和重複的劇情。這個工業不鼓勵導演個人的自主性與個人風格，也與那個正在劇烈變化的現實毫無關係。
年輕的觀眾越來越不耐於這樣的電影，到1960年代中期票房不斷下滑。當搖滾樂早已表達出青年世代的聲音與新時代的感性時，他們終於在《邦妮與克萊德》中看到有電影呈現出他們的語言和感受。
這部片成為一份文化與政治宣言。憤怒青年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警察暴力、越南戰爭，種族暴動。雖然班頓他們在六十年代初期前寫劇本時，這切問題都還沒那麼嚴重，但確實他們是希望這電影能夠反映現實，只是他們當初想的更多是鴛鴦大盜的反叛與浪漫，是超越一般倫理的愛情（三角戀）、以及新的電影語言。
更重要的是，《邦妮和克萊德》解放了大片廠的舊思維，促進了以作者為主導的「新好萊塢」，甚至也迫使影評人進行典範轉移。紐約時報原本的資深影評人不斷批評這部電影，但他在1968年底被撤換。該報編輯說，「我們需要有人從全新的眼光來理解新的電影」。
那年12月，有同樣挑釁社會規範的《畢業生》，第二年有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然後馬丁・斯科塞斯、阿特曼、科波拉、喬治・盧卡斯、伍迪・艾倫，他們一一在1970年代拍下美國電影史上最傑出的作品。
《畢業生》，1967導演阿瑟潘說，「我們不知道當時打中了什麼。但在《邦妮和克萊德》之後，一切的牆都倒下了。」
雖然，Peter Biskind 在研究這段歷史的經典著作《Easy Rider, Raging Bulls》中說，到了十年之後的《大白鯊》和《星球大戰》這種「大片」，又讓好萊塢片廠奪回主導權。當然歷史總是曲折地來回，1990年代之後又興起一股獨立電影浪潮，改變好萊塢的美學，但《邦妮和克萊德》的五十年後的今天，又有很多新的牆被樹立起來：英雄片、續集、動畫成為美國市場最主流的電影。不過同時，新的平台和新的參與者如Amazon、Netflix等又給創作者新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新的晃動年代，既有的種族、性別權力關係正在被激烈地挑戰，傳統的電影工業模式正在被劇烈地衝撞與重組。一場新的電影革命正在我們眼前展開，只是戰場已經不只是在戲院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