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生活在農村，每次進城，都會去舅舅家住。那時候，我覺得進城和去舅舅家住是連在一塊的。
舅舅是媽媽的哥哥，是我們在城裡最親的親戚。他當過兵，後來被招進無線電廠上班，有單位、有房子。進城卻不去他家住，這是我從未想過的事。
直到某一天，無意中聽到母親抱怨，說舅舅雖然人好，但是舅媽沒什麼良心，以後我們進城，少去舅舅家。
那時候，我並不懂舅媽到底哪裡不好，也許是我太小了，感受不到成人間的矛盾，也許是她只會給大人臉色看，對我一如既往。但因為母親的抱怨，我也開始覺得舅媽沒有那麼好了。甚至，我慢慢地發現，似乎身邊很多人，都會覺得的舅媽沒舅舅好。
不久前，我看到一則新聞，武漢一位女士在網上發帖，抱怨丈夫家的各種親戚在途徑武漢時，都要來家裡蹭住，自己為此很苦惱。這不禁令我想起了自己的舅媽。
如果生活在互聯網時代，舅媽也會像這個武漢女人那樣，在網上抱怨吧。因為，我就是那個來蹭住的親戚之一。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從農村到了城市，從蹭住的親戚變成被蹭住的親戚。看完新聞報道里的帖子，我竟然更加傾向於同情這個武漢女人，或者是我的舅媽。
這個武漢女人和我舅媽，她們具有一些共同點：都生活在城市，都是小家庭的女主人，都與丈夫共同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而他們的丈夫也類似，都生長於農村，都在城裡謀得了一份還不錯的差事，還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許，他們的丈夫脾氣都還不錯，對待老家的親朋都還算友善。
發帖變成了新聞，自然也引來了熱議。而在分析女主人的抱怨時，很多人都指出了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衝突。沒辦法，這就是兩種價值觀、生活方式的碰撞。
衝突當然是存在的，但傳統和現代到底怎樣發生衝突，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衝突呢？我總覺得流行的分析，有點太過於先入為主。
這年頭，不少農村的變化已經很大，在生活水平上，城市與發達的農村似乎已經沒有太大區別，但二者所持有的觀念、生活的社會類型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
簡單來說，農村依舊是一個熟人社會，而一二線這樣的大城市則是陌生人社會。一個生活中北京的人，如果在距離公司10個地鐵站距離的地方碰到熟人，那麼她會十分驚奇。但假如在農村，你一抬頭，全是熟人，哪有氣力驚奇。
熟人社會必定是小型社會，而陌生人社會則是大型社會。在小社會裡，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祖先、血緣、方言、習俗等等維繫著一個共同體。
按照牛津大學教授羅賓・鄧巴的發現，傳統農業社會中一個家族能夠保持最大的人口規模在150人左右，剛好是普通農民家庭五代人口的總和。
這一點，跟傳統中國奉行的「五服之內」算親戚的法則，居然不謀而合。的確，宗族在發展中不斷壯大，但真正有可能實現親密來往的最多能保持在「五服之內」。於是，出了五服就不算親戚，也就不算一個小共同體了。
五服之內都算親戚，而親戚的意義就是利益同盟。在這個利益同盟里，任何人之間也會發展出一套情感說辭、社會禮儀，什麼樣的情況該提供什麼樣的幫助，都有一套基本規範。
舉個例子，科舉沒有被廢除時，一個窮親戚家的孩子，如果讀書有天賦，那麼整個家族的人都有義務出錢助他一臂之力。而等到親戚家的孩子中了舉人、進士甚至只是一個秀才，則需要以各種方式回報親戚。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除了教育的案例，治安也很典型。小時候在農村，不同村之間發生大的爭執，整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會出來幫忙。原因也許是為了上下游水源的分配，也許是發生了退婚事件，也許是出現別的利益之爭。
而在村子里，年輕人之間發生打鬥，小家族內的兄弟也會各幫各的。所以農業家庭為什麼喜歡生兒子，原因也很簡單，勞動力多，暴力資源豐厚，不容易受欺負。
另外，在養老、就業（收學徒）、婚喪嫁娶操辦等等方面，家族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小型社會中，家族提供了非常龐大的保障。
所以，一個人一旦走出村落、小鎮，進入一個陌生的大型社會，人們最先試圖依靠的也還是親人的庇護。出門遠行，如果有親戚，當然毫不猶豫住親戚家，況且，親戚間走動常常也伴隨著信息、禮物的流動。
假如到了一個地方沒有親戚，那麼同鄉會館就是最優選擇，方言的一大作用就是拒絕陌生人搭便車，因為方言的背後實際上是一套知識體系和世界觀。
從時節季節、動植物分類、器物用途到節慶、傳說、歷史、習俗，小型社會中的特殊知識往往都包含著方言之中。而這正是哈耶克所說的局部知識。
生活在小型社會的人，對外部世界的預設是不安全的，充滿風險的。只有血緣、婚姻、方言構成的熟人社會，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
即使在近幾十年，農村歷經市場經濟的淘洗，幹部進村的變革，但許多農民依舊還是持久這樣的觀念。這些觀念的消逝，靠的是整整一代人或兩代人生命的終結，而不是靠更換一本居民戶口本。
所以，回到新聞中案例，有評論說親戚貪小便宜，這種可能當然是存在的。但問題在於，這些親戚大概不會覺得自己是貪小便宜的人。
就像當年我母親說的，我帶了梅梅（舅舅的女兒）一年多，每次去不是帶雞蛋就是帶冬醬，從沒有白吃他們的。在母親看來，她在舅舅的女兒出生后，專門過去幫了一年多的忙，進城住幾晚，這實在太理所應當了。
新聞中的男主人與我舅舅也許很類似，從小生活在村子里、家族內，周圍親戚哪一個沒有幫過你呢？隨便來個長輩，都可以說出一堆小時候幫你做了一點什麼的事情，隨便來一個同齡人，那都是一塊長大的小夥伴。
也許，男主人上學、就業、買房都是自我奮鬥，都沒有接受過家族內部的幫助。但是，他沒有被幫助，他的父母也少不了被援助。在小型社會，每個人都是網路中的一員，每個人都脫不了干係，每個人都有一份義務。
女主人是武漢人，從小生活在一個大型社會。大型社會的基本特點是，生活的框架性支持不需要依靠大家族，而是依靠國家、市場、社會。
例如治安，依靠的是警察、保安，起了衝突則需要上法院打官司。教育，上大學沒有錢那就貸款，等工作了再還。至於醫療、養老、就業等等，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個對應的政府或市場機構。即便親戚會幫忙，但也不是一種絕對的義務。相對而言，每家每戶每個人，都會更加獨立。
大型社會中，個體所面對的雖然是一個陌生的社會，但卻搭載著大型社會的信用體系在生活，比如貨幣、司法、政府等等。
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的權利被置於更高位置，個人的隱私與公共領域之間有著分明的邊界，「家」這樣的地方，是極為私密的，而不是公共領域的另一種延伸。除非是極好的閨蜜、兄弟，否則都不會引入家中。
反過來，在我記憶中，小時候我居然知道隔壁鄰居家進門鑰匙放在哪。因為關係很要好，所以即使是鄰居，也可以互相告知鑰匙所藏之處。在去鄰居家、朋友家玩耍時，我是可以上床的。
江南的冬天，格外難熬，農村裡都有火爐取暖。大人們往往會在農閑時聚集在某一家的卧室內烤火、聊天、吃零食，有時候小孩子就在床上打鬧，女主人從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而在城市，我們更多會約在咖啡館、酒吧，即使在家裡，也會待在客廳。
所以，親戚來了到底能不能住家裡，這是兩套世界觀，兩種社會形態之間的碰撞。兩種世界觀的不同，隱藏的是一套不同的安全-危險的判斷模式。
當然，這樣的模式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或者說在小社會轉向大社會的過程中，也在發生過渡。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這樣的過渡需要的整整一代甚至兩代人的時間，舊有的習俗慣性、心理積習並不會像物質生活的迅速豐裕那樣，迅速地退出歷史舞台。
那麼，對於過渡階段的這種碰撞、衝突，處在大型社會中的小家庭常常會怎麼處理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女主人的抱怨一定是少不了的。因為這事情根本不可持續。即使你試圖給人訂賓館，長此以往也吃不消。
而且，熟人社會是非多。上一次舅舅住的賓館價格是200元/晚，這一次叔叔住的只需要160元/晚。可能只是折扣不同，但親戚們可不管，彼此閑聊一提起，馬上就會成為新的「嚼舌根」的素材。
同時，面對長期蹭住，男方的爸媽可能也很難處理。一開始結婚買房，男方父母少不了或明或暗地向親戚吹噓，房子怎麼怎麼大，裝修怎麼怎麼好。甚至，他們還有可能邀請對方經過武漢來住。
過了一陣子，老兩口被兒子的電話一頓抱怨，心生愧疚，但他們既沒能力幫兒子媳婦解決問題，也不好意思得罪親戚。最終，壓力還是會到小夫妻這邊。作為女性，此時在自己的閨蜜圈抱怨，甚至上網發個貼，尋求一個虛無的公義，實在也可以理解。
不過，問題的解決似乎在冥冥之中都會通向一條道路。那就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小家庭內部最終會演變成年輕的夫婦，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丈夫繼續做好人，妻子來做壞人，二人當著親戚的面子爭吵。
最終，為了小夫妻的家庭和諧，蹭住的親戚也就知趣了。而且，只要有一個親戚碰上了這齣戲，基本上，也就不會再有其他親戚來蹭住了。
到這裡，我母親口中的「沒良心的舅媽」也就出現了。舅舅是好人，舅媽沒良心，這樣的人設，使得男方還能夠維持好親朋關係，不至於完全切斷，而女方則犧牲了自己並不在乎的來自男方家庭的評價。
幾十年過去了，當初跟隨著母親思考的我，如今算是有了自己的判斷。也許是屁股決定腦袋，也許是我真的有了獨立判斷能力。在我看來，生活在大都市的我們，雖然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孤獨。但捫心自問，我們卻極度享受這樣的「自私」和孤獨。
從根本上說，我們不願意被基於血緣、婚姻和土地的熟人圈所捆綁，而希望在陌生的大型社會中尋找到一個以價值觀、興趣導向的利益共同體。相對於小型社會中的頻繁往來，游弋在大型社會中的我們，會覺得這樣活著，可以更自由，更暢快，更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