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不管是接受採訪，還是在大學演講，我都不斷強調，自己的成名，得益於一個特殊的平台 。
因為種種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鳳凰衛視成為唯一一個可以為中文世界受眾提供獨家另類國際新聞報道的媒體。也就是說，觀眾是在沒有其他選擇的前提下，把焦點投射到了這家媒體以及在這家媒體工作的記者、主持人和評論員身上。而我，正好常常處在新聞熱點當中，也就相對獲得更多的關注。
我常常想，如果所有的內地媒體都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派記者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所有的中文媒體都能夠像鳳凰那樣，有足夠多的中文受眾，那麼我，以及鳳凰，將會面臨怎樣的競爭？至少，就算表現得再如何出色，受眾人數一定會被攤薄不少。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同樣努力和具有才華的同行，卻因為平台的關係，得不到同樣的機會。
在過去很多年，我一直努力淡化自己的性別身份，希望能夠純粹展現記者這個職業身份，我希望可以樹立一個榜樣，那就是一個人能否在一個行業中取得一些成就，和性別並沒有關聯。但是這兩年，尤其是最近，我開始反思，我想我的這種努力，其實無意中在拒絕承認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女性身份，確實是我成名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而這種拒絕，對於提升女性職業地位，甚至可能帶來壞處。
當年，當我無意中踏進了一個並不預期女性出現的領域后，引發的是關於性別和勇氣，而不是和新聞報道內容本身相關的讚歎。 很多的男性觀眾，他們用一種男性凝視（Male Gaze）, 居高臨下的俯視，對電視機鏡頭前，戰亂中一個頭髮凌亂的年輕女性表達出一種憐惜的態度（是的，那時候我還年輕，事實上，年齡是伴隨女性的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不少的女性觀眾，也無意識的加入構建或者接受了這種由男性視角構造的戰地女記者形象。
閭丘露薇在阿富汗人們先入為主的從性別，而不是個人能力談論一個人，而這種預先的設定，也出現在其他很多職業當中，想想那些被媒體冠上「女」字作為定語的各種職業和頭銜，從女博士，女領導……女司機。而我，成為了性別不平等狀態下的得益者，因為在能力之外，我還獲得了別人附加給我，一個女性的額外讚譽。
但是，由男性主導和賦予的認同是有限的，一旦「男性優先」遭到挑戰，很多人會毫不猶豫的扮演壓迫者的角色，打壓想要同等權利和社會角色的女性，甚至收回原有的承諾。尤其是當一個社會，所有人的權利受到擠壓，女性總是首當其衝。
回看歷史，一場場追求平等自由的社會變革都有女性的身影，從法國大革命中女性在公共領域發揮的作用，到美國女性積極投入早期的黑人平權運動。難以想象，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歷史將會如何書寫。而女性用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是期待自己的社會地位，可以隨著社會變革，人們享有更多自由平等而得到提升，能夠和男性一樣有工作，擁有財產，甚至政治參與的權利。但是女性地位的改變又是那樣的艱難和緩慢。
儘管布爾什維克政權從一開始就從法律上保障了女性經濟獨立的地位，並且落實了女性的投票權，但是這些權利，在之後的幾十年內卻全部被收回。女性的個人自由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男性特權再次成為主導。即便在一開始，蘇聯女性儘管獲得了經濟獨立的可能，但是社會勞動者的角色成為一種義務，與此同時，她們又需要繼續負擔所有的家務，因為男性並不願意因為分擔，依然沒有擺脫固有的觀念。再看看今天的歐美，儘管有法律和其他相關的架構設計來保障性別平等權利，但是看到那麼多女性站出來，說出曾經遭遇的職場性騷擾，還有統計數據展示的性別收入差距，讓人感嘆，這種結構性不平等，是多麼的根深蒂固。
2017年1月21日起，美國各地舉行了共兩百萬人參與的女性大遊行也因為這樣，雖然我是一個結構性不平等的得益者，但我同時無可避免的成為一個受害者。當我所做的事情，開始超出之前「男性凝視」所構建的形象之外后 。
當我開始透過不同平台，對時政發表看法， 常常會有這樣的留言：你退步了；你不再是那個勇敢的閭丘了。一開始我很疑惑：自己終於從一個很敬業，但閱讀和想法不多的人，變成一個願意學習和思考，不再需要借鑒別人的看法，並且願意公開表達的人，難道不是一種進步嗎，不是需要更大的勇氣嗎？當然更多的是謾罵，而謾罵的方式往往脫離不開性別，從年齡，到相貌，從家庭生活到各種不堪的謠言。
這讓我有機會看到了那個被構建的自己：一名在男性願意讓渡出一些空間的領域，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職業女性榜樣。尊重，很多時候來自於我充當了一個有理解力的聆聽者，一個善於提出深刻問題的人，這樣的角色並不具有威脅性，相反能夠成為更好的襯托。當我想要繼續向前走，變成那個平起平坐的表達者的時候，有些人覺得不舒服，有些人覺得受到了威脅，有些人覺得很不習慣。
有一些事業有成的女性嘗試用她們自己作為例子來說明，這個社會已經足夠公平了，我想，這是因為她們沒有意識到，她們其實可以更加成功，超越她們的想像，進入更廣泛的範疇；或者，是因為她們沒有意識到，她們其實是這種不對等關係下的得益者而已。正如道德從來都是約束自我，而不是強加於他人一樣， 作為一個得益者，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時刻提醒自己，不僅僅要看到，還要說出來。不要給年輕的後來者造成一種假象，以為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夠成功，就好像那些光鮮的榜樣那樣。
努力當然是必要前提，但是當結構性不平等存在時，個人努力，不可能成為決定性因素；當遭遇不公的人說出來的時候，不要視而不見，更不要用自己或者其他人作為特例，去否認問題的存在。
二十年的職業生涯，讓我有機會見證了中國媒體大環境的改變。現在，記者性別在戰地報道中已經不再是中國受眾關心的議題，因為隨著眾多女性記者的參與和被看見，她們和男性記者一起，塑造了一個相對比較多元的整體行業形象，也反映出其實只要能夠被受眾看見，他們的接受程度和進步速度是多麼迅速。
很可惜，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媒體的報道，充滿了性別歧視的意味。這可能是新聞從業人員自身的無意識，也可能是認為這樣的標題和角度更迎合受眾，更能夠獲取點擊。那些讓女性回歸家庭的聲音，似乎是回應女性所扮演的社會勞動者和家庭勞動者的幸苦和不公平，但是正是這些聲音，忽略甚至剝奪了女性想要走出家庭，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的需求。
我還記得幾年前， 和內地同行交流，一名女記者表達了自己對於年齡的焦慮。她說，身邊的同事，一過35歲，再也分配不到重要報道採訪和出鏡的機會，儘管她們勝任有餘，工作都很努力。從她們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將來，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早點離開。我不知道如何回應，因為在我工作的機構以及在香港的大多數新聞媒體，女性從業人員佔了大多數，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思考過，年齡，會否成為自己職業發展的障礙。
因為她的提問，讓我開始關注中國女性面對的年齡歧視的問題，原來，年齡歧視不僅僅是女性所面對的問題，從公務員考試，到企業招聘，年齡限制是公開列明的條件，只不過女性面對的限制比男性更加的嚴苛。而在香港以及很多其他的地方，這樣的招聘要求會被視為違法行為。
在香港教書的時候，一個來自內地的女生曾經問過這樣的一個問題：女記者是不是容易吃虧？該怎麼辦？我當時很詫異，甚至有點生氣，還沒有步入社會的她，怎麼會已經有這樣的想法。而我當時也只能告訴她：如果未來留在香港工作，遇到因為性別而導致的不公平待遇，可以向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
事實上我確實無法給她更多的建議，因為如果她回到內地，並沒有一個類似的機構可以處理類似的投訴，即便是辦公室性騷擾。我曾經採訪多位內地性騷擾受害者，我只能透過節目展現這樣一個無奈的現實：法律層面，沒有一個制度性的架構和建設，讓施害者付出應該的代價，道德層面，現有的結構，受害人如果選擇公開，往往是受害人反而背負更多的責備。我開始理解，為何這位女生會提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因為性別和年齡的問題和壓力，有多少喜愛新聞的女性，離開或者選擇不進入這個行業。而這，並不是只有這一個行業，女性會面臨的問題，而是大部分的女性，在選擇求學和擇業時會遭遇的障礙和困擾。而這同樣也並不僅僅是女性面對的問題，制度性和結構性的不公，自然會有一部分人受惠，但是同樣會到了某個層面，這些曾經的得益者，會成為受害者，男性並不會因為自己的性別而倖免，只不過從不公平中得益更多一些而已。
因為記者這份職業，讓我有機會跳出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圈子，看到和聽見別人的生活，也因此懂得了一個常識：如果按照自己的個人經歷來推導出一般性的結論，自然會導致偏差，因為我所依據的是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很可惜，有些擁有發言權和社會地位，也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熱衷於在公共議題中，用個人的感受來推導結論。而他們的言說，會因為他們的身份和地位，增加權威性和可信度，從而有更大的影響力，也更具有誤導性。
而在性別問題上，需要更多能夠真正從女性角度出發的聲音被聽見，也需要這些聲音能夠進入到學術，立法以及政策制定等領域之中，而不是由一些自以為為女性著想的人代為發言。而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真心希望，在這一點上，媒體可以走得更快一些，至少那些充滿了性別歧視的標題和寫作角度，可以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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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推出的這個寫作計劃，並且提供寫作資金鼓勵創作。「貓頭鷹」隊目前三個成員，我，周韻和張晨晨。我們都喜歡熬夜寫論文，晚上的工作效率更高。其實我們三個人還沒有見過面，透過在網路上的公共發言而相互熟悉，覺得大家理念相近，從而決定組隊，很巧，我們分別屬於三個不同的年代。我們自認是這個社會的得益者，也希望透過文字回饋社會。周韻的專長是社會學，張晨晨則是專註歐洲政治研究，而我，更有興趣的是媒體和人的關係，以及在社會變化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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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月的第四位作者已經確定，美國賓州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侯越，她專長中國政治研究，不過這一次，她將會分享：學術界，尤其是一流大學，應該在推動性別平等中，承擔起怎樣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