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醫的討論總是很容易意氣用事，甚至上綱上線。我自己當然更信得過西醫，只是我不打算意氣用事地排斥中醫。
其實，這種焦躁糾結的狀態已經時斷時續維持了100年，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頻繁地刺激到許多人的敏感神經。
最近的導火索是新一期《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對中國國家食葯監總局最近公布的一則規定表達了憂慮。它明確，「來源於古代經典名方的中藥復方製劑」在申請藥品批准文號時，無需提供臨床試驗數據。《自然》的文章認為，中國對中藥遇到的各種問題討論不足，科學家擔心授予古代中藥療法臨床試驗的豁免權會帶來風險。
相比之下，上一波的動靜更大，也更令「中醫粉」們灰頭土臉。
10月中旬，新加坡和台灣的研究人員在《科學轉化醫學》上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馬兜鈴酸和肝癌之間存在聯繫。眾所周知，馬兜鈴酸是中藥中重要的成分，廣泛存在於許多常見中藥材中。馬兜鈴酸還被認為與泌尿系統腫瘤相關，並可導致致命腎衰。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已對馬兜鈴酸引發腎臟疾病的可能發出警告，但它在中國依舊被廣泛使用。作者們呼籲重新評估對馬兜鈴酸的監管規定。
再往前，關於中藥注射劑的風險問題，是一個時不時地會走進大眾視野的老話題。就在今年9月23日，國家食葯監局還緊急召回了兩款中藥注射劑（紅花注射劑和喜炎平注射劑）因為它們引起了10名患者寒戰、發熱等不良反應。
……
一
如同傳統文化在各個領域中的遭遇一樣，即便如今有了政府的強有力背書，「中醫粉」還是經常流露出一種被逼到了絕路的悲憤之感。我們會看到他們用這樣段子來自我解嘲――
「如果一個西醫開刀治好了一個病人，那證明了西醫的高明；如果病人死在了手術台上，那是他命里該死。如果一個中醫用傳統方法治好了一個病人，那是因為病人本來就會不治而愈；如果沒有治好，那是那個中醫謀財害命。如果西藥有毒副作用，那體現了科學精神；如果中藥有毒副作用，那就是迷信害人……」
顯然，他們不滿於當前的社會語境天然地偏向西醫，不利於中醫。他們認為，在這場規則不公平的競爭中，他們鍾愛的中醫已被污名化，「輸在了起跑線上」。
這種看法並非全然沒有道理，從尋常百姓的普遍心態中便可窺見一斑：當人們關心保健養身時，他們往往大談中醫中藥；但當人們真的檢查出什麼疾病時，他們的首選無疑會是西醫；而當人們的某些「絕症」被西醫「判處死刑」后，他們又會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僥倖心態轉投中醫……這讓一些篤信中醫的人士忿忿不平。
決策者難道不是這樣嗎？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中國的哪一級高幹特需醫療主要是設在中醫院或中醫診所里的。說到底，制定國家醫療政策的人們自己也並不像「信」西醫那樣「信」中醫，儘管他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號召弘揚祖國醫學。
這場辯論中咄咄逼人的「進攻方」――西醫擁護者――的邏輯中並沒有那麼多曲折，在他們看來，中醫就是愚昧的迷信，比占卜、驅魔之類的巫術好不了多少。世界上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醫學科學」，其中不存在中醫的一席之地。我遇到過的幾位西醫擁護者為了剖白自己的「科學精神」，甚至自豪地宣稱，自己從不接觸任何中醫療法，從不吃中藥，連拔火罐都從來不……那種決絕的態度彷彿100年前毅然決定扔掉傳統、全身心擁抱「德先生」、「賽先生」的五四先驅。
憋屈的祖國醫學擁躉們偶爾也會迎來一些揚眉吐氣的瞬間。
2015年10月，屠呦呦的團隊因為從植物黃花蒿中提取了抗瘧疾的化合物青蒿素，為中國贏得了諾貝爾生物與醫學獎。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人獲得的首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項，令全體國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悅中。對中醫愛好者來說，這當然體現了傳統中醫的巨大價值。屠呦呦本人在接受該獎項時也以政治正確的口吻宣布：「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
黃花蒿但這絲毫不能讓那些批判中醫的「現代進步論者」閉嘴，他們正確地指出，屠呦呦的成就與神神叨叨的陰陽五行學說毫無關係。她是一位現代藥理學研究者，受過良好的自然科學訓練。她提取青蒿素使用的完全是現代科學方法，只不過她研究的材料在中醫文獻中有描述而已，這與西方製藥企業從全球各地傳統藥典中尋找新葯的方法沒有任何不同。
可能更讓「中醫粉」氣不順的是，在宣布獎項時，諾貝爾委員會也明確表示，該獎項並不是授予中醫的。
二
在這場延續了一個世紀的爭辯中，最令人失望的是，爭辯的雙方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都經常有意無意地轉移戰場，將一個原本應該邊界清晰的科學問題變成了一個概念模糊的文化問題、甚至是價值取向問題。
百年前魯迅這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之所以關注中醫，或許正是因為他們把它當成陳腐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結晶。如果說他們對中醫的抨擊帶有一絲明顯的「指桑罵槐」意味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擺脫不了這樣的文化決定論，不能就事論事、心平氣和地探討中醫這門古代技藝，就頗令人悲哀了。這恰好說明，在「賽先生」的旗號打出了100年以後，中國人身上普遍的科學精神仍然極為欠缺。
中醫的熱心捍衛者們最喜歡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不應該將西醫的那套科學標準套用到中醫身上，這對中醫來說是一種削足適履。
我聽到他們說得滾瓜爛熟的一套話語大致採取如下的邏輯：西醫採取的是機械的、原子式的思維方式，它將人體各個部分看成沒有聯繫的分隔體。因而不管它的研究多麼發展，也無法擺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主義。而中醫則講求「辨證施治」，它將人體視作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因而它的治療方法能夠從根本上起到「固本培元」、「標本兼治」的功效……如果把西醫的那套標準當成一個「法庭」，用以對中醫進行「審判」，豈非從根本上肢解了中醫？
這其實是一種將醫學問題哲學化、乃至玄學化的詭辯術，貌似深奧，實則似是而非。這套敘事背後還隱含了一種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的價值導向，而當它與新近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敘事勾連在一起時，又呈現出更加複雜的面向。
反觀當代中國那些急欲弘揚「現代醫學科學」的鬥士們，他們身上的科學素養也不見得有多深厚。
中國的西醫愛好者們總是一再強調醫學科學理論以及各種臨床試驗數據，包括毒副作用等等。這本身沒什麼錯，但從我與他們接觸的經歷來看，他們表現出來一種強烈的傾向：似乎凡是沒有科學理論支撐的實踐，都應當被斷然否定。
但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嗎？顯然不是，因為它與人類的經驗常識以及現代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歷史是不相符的。
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現代自然科學――包括現代醫學――不過只有500年發展史而已。那麼，在公元1500年以前，人類因為沒有「正確」的科學理論指導，就都不吃飯，不生產、不治病……了嗎？就算是今天，依然有很多農民對於農業科學一無所知，但他們憑祖祖輩輩積累的經驗，依然種得一手好莊稼。
人類任何一種社會活動都包含兩部分：理論的科學性與實踐的有效性。雖然前者對後者具有強大的指導作用，但它們並不是線性的對應關係；更不是先有科學理論，然後才有有效實踐的。醫療也是如此，中醫缺乏科學的理論，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中醫治療方法都是無效的。相反，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我相信大部分傳統治療方法不僅有效，而且往往高效而經濟。這本是一個常識。
前些天秋燥上火，癥狀是喉嚨乾澀加便秘，於是我去小區門口的藥房買了一盒牛黃解毒片，吃下去第二天，所有的癥狀就都消除了。如果我是一個決意與中醫「迷信」劃清界限的「現代進步派」，那麼我應該去醫院做一番檢查。我也知道，中醫里說的所謂「上火」，翻譯成「科學話語」，無非就是身體的免疫功能出現了某些不正常，可能還伴隨有輕微炎症。然而基於日積月累的經驗知識，一包小小的牛黃片就能解決的問題，我有必要興師動眾地跑到醫院裡抽血、化驗大小便嗎？當然，排斥中醫的人可能會嚴肅地提醒我，牛黃片含有未經科學測量過的毒副作用，但那些頭孢之類的抗生素因為標明清楚了毒副作用及其科學原理，就不再對人體造成傷害了嗎？況且，我只吃了幾粒牛黃片而已。
四
我自己當然也是一個信奉科學、反對迷信的現代人，我可以毫無保留地宣布，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傳統中醫宣揚的那套「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的理論。它們是哲學或者玄學，或者籠統地說，是文化。然而醫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有自己的原則、方法和對象。將科學問題與文化問題混為一談，就像將機械圖紙畫成藝術油畫一樣荒腔走板。
不僅如此，醫學還是一門自然科學。因此，我們還可以毫無保留地宣布，世界上只應該有一種醫學科學，不存在什麼「中國的醫學」或「中國特色的醫學」。這個道理，就跟世界上不存在「中國特色的數學」、「中國特色的物理學」……別無二致。
然而，作為一個學理工科出身的新聞工作者，我與中國許多西醫愛好者的不同之處在於，我認為醫學首先是一門實踐科學。它的確有比較精確可靠的理論，但它並不是純粹的理論科學。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用看待數學和物理學的態度看待醫學，尤其不能以這樣的態度對待它的實踐。如果你真正接觸過好的外科醫生的話，相信他們都會告訴你，治病動手術最重要的不是理論水平，而是臨床經驗，這與搞科研、寫論文是截然不同的。
在這方面，傳統中醫提出的一些的詰難對現代醫學研究和實踐確實是有很大啟發意義的。人體的確不是機器，而是複雜的有機體。針對同一種疾病，即便是再好的葯和治療手段，用到不同患者身上，效果往往天壤之別。用精確的「科學話語」來解釋，這裡面的根本原因在於，醫學的對象不同於物理學的對象，它所給定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是不充分、不清晰的。
我當然不會像一些頭腦糊塗的文化學者那樣，認為傳統中醫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中醫基於自身的哲學立場對科學問題提出了一個有價值的觀點。但要真正實現它，需要的最終恰恰仍是科學的方法和手段。而在這點上，傳統中醫做得甚至比現代醫學更加糟糕。這就好比許多中國人常說，民主不一定能帶來良好的政治績效。這話當然沒錯，但誰也沒有在實踐中拿出過比民主更可行的方法，因而這類批評的價值便僅限於啟發和提醒，構不成替代性的實操方案。
傳統中醫在漫長的行醫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豐富的治療方法和藥方，其中有許多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從我的立場看，這是基於長期經驗的「技藝」。如我在前面已經論證過的，世界上大量存在沒有正確理論指導、但卻十分有效的實踐。
為了儘快提高中國的醫學和醫療水平，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用現代醫學科學的方法對它們進行深入的發掘、分析、研究、篩選和提煉……將其中的「有效成分」提升到真正的現代科學水平。屠呦呦的成功例子已經揭示了中醫藥的正確發展方向，這就是中醫實踐經驗的「科學化」。
我們既沒有必要千方百計地把中醫說成是科學，也沒有必要因為它不是科學就對它可能蘊含的巨大寶藏視而不見。
從更宏大的層面來看，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因為面臨救亡的迫切危機，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能正確區分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這對後來的中國政治和文化演進造成了長久而巨大的後遺症。100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新語境。但從近年來激烈展開的中西醫之辯來看，我們不得不難過地承認，五四思維模式在今日中國依然大有市場。
面對一個科學問題，今日中國的許多「中醫粉」依然死抱住傳統中醫那套無法驗證的玄學/文化基礎不放，甚至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動將它綁上當代政治話語，實在是令人嘆息他們比當年的守舊派還不如。
而今日中國的許多「現代醫學」倡導者枉顧顯而易見的經驗常識，以絕對化的態度對待科學，也依然沒有走出五四啟蒙的窠臼。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賽先生」其實已經異化成了「賽菩薩」、「賽基督」。而這種思維，難道不正是曲折而隱秘地散發著他們所不遺餘力批判的中國傳統思維的氣息嗎？
寫於2017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