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不說話。今天早晨，一個朋友忽然在微信上責怪我：「你，怎麼不寫點什麼呢？」
我愣了一下。這個朋友認識二十多年了，無話不談，但我們從沒聊過時事。他熟諳各種精緻與美的享樂，我的那點興趣和專業，在他看來一直太小眾。
「這件事我沒有調查，有什麼新的信息可以分享呢？沒有的話，好像在消費整件事情。」
「不是這樣的。」朋友繼續輸入。他不滿足於我只發了條微博，他想有人訴說，有人繼續發聲，因為自己「被戳到了」。他的女兒三歲，上個月剛過生日，明年九月要上幼兒園。「對於事實如何，我能保持高度客觀，但調查取證公示大眾及最後處理，一定要全面，要有很多次論證，並且過程中要有官方實時更新，」他的語言嚴肅得讓我陌生，「 現在的處理辦法和這個事情的社會影響力明顯不符。」
前幾天，我也注意到另外幾個不聊時事的人發聲了。范冰冰、章子怡。明星從前都很清楚有些線是不踩的。章子怡做媽媽不久，范冰冰今年答應了求婚，不難遙想有一天或為人母。很少有這樣的社會事件，穿透各種群體，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被戳中了」。
隨便查一查國際新聞，就會發現憤怒的家長最不好惹。澳大利亞珀斯，今年五月一名女教師被迫離職，是家長聯署壓倒了教育部長。這名教師的丈夫被媒體揭發，曾在家性侵一名13歲少女，雖已因此服刑五年多，但家長們發現老師家裡居然有這種魔鬼，驚恐萬分，網上簽名要求教師離開。這個要求未必公平，但最後逼迫教育部撤回支持教師留任的決定。家長的訴求不見得完全合理，但他們的情緒必須得到安撫，沒有比保護自己的孩子更本能的事情了。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現身說法，指明家庭對國家的重要。他回憶整個八年總統期間，最艱難的時刻，是直面康涅狄格州紐敦的槍擊案。2012年12月，一個槍手闖入紐敦一所小學掃射，殺死26人，其中二十個是孩子。「你能再說一遍數字嗎，我無法『消化』――二十個孩子？」 奧巴馬的秘書剛接到電話時難以接受。總統放下公務，隔天前往當地參加守夜儀式。天氣不好，直升機無法起飛，白宮一行人開車前往。路上，奧巴馬的撰稿人遞了講稿給他。奧巴馬看了放在一邊：「這不是我要的。你還沒有孩子，你不明白，做了家長，就像把自己的心放在胸腔外面裸奔（like walking around with your heart outside your chest ）。」 作為一個母親，聽到這句話我是被戳中了。
身為家長的奧巴馬，在他自己寫的講稿中，這樣安慰紐敦的父母：「These families could be our families. In fact, they are our family. They』re part of the American family.（這些家庭也可能是我們的家庭。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們的家庭。他們是美國大家庭的一部分。）」
因此案，奧巴馬再提議國會控槍，但共和黨控制大多數的國會沒能通過提案。奧巴馬震怒。對著鏡頭罵他們「無所作為算什麼勝利？這是華盛頓恥辱的一天。」 他說，那些悲慟的家長們不關心兩黨政治，他們只是在問，這樣的事情為何一再發生，我們能做什麼阻止殺戮。陪同奧巴馬去紐敦的副總統拜登也是人父，他的兒子還不幸患腦癌離世。他不用考慮什麼政治，也能懂家長的痛。
家，是國最小的單位。「家」字，屋檐底下一頭豬，首先就是個遮風避雨，提供安全與食物的地方。有了這些，再來談家中孝道與國中忠誠，才有立足之地。
最近一次讀者見面會。我講完之後，開放提問時間。第一個站起來的人，他問完之後全場一篇寂靜，沒人知道該怎麼收場。「你可以不回答。」他還善意地為我圓場。別的不管，我聽到他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當時沒有可能追問是什麼原因，但我無法對他凄婉的神色沉默。「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自己的個人經歷造成的。權力頂端的人很可能忘記，是一點點小的、非常具體的事情聚集了憤怒。」原諒我無法說得更多。
還有一次，我去江蘇一座小城住了幾天，每天中午觀察到這樣的現象：馬路上到處停著摩托車、電動車，交通大大受阻。幹什麼的？接孩子回家午飯。學校因為提供膳食成本太高責任太重，就讓家長接孩子回家，直到下午兩點再送回。不是每家都有老人幫手，當地也沒有發展出令人放心的接送服務。如此一來，許多家長上班就開始想著什麼時候回家做午飯，下午伺候孩子回學校才能重返工作崗位。本地居民告訴我，大家上班的時候都沒什麼心思，精力都在那頓午餐上。「這樣經濟怎麼會搞得好呢。」這個本地人自己哀嘆。一頓孩子的午飯，每天令交通癱瘓，每天影響城市經濟，市長大人執政水平令人擔憂。
國對於家的保護，是最本能的政治。這幾乎不需要動用什麼技巧，只需要少一點傲慢，還有傲慢導致的無知與懈怠，俯下身子看一看便知：這些家庭，也可能是我們的家庭，他們正是我們的家庭，中國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