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多年前，我大學畢業后，留在廣州工作。那時，我租住在廣州的洗村裡。
那是一個著名的城中村，在市中心，離我工作的媒體很近。但就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樣，是個「握手樓」，意思是，這棟樓與那棟樓的同一層樓里打開窗戶，兩邊的住戶可以握手。顯然消防也是不達標的。自然，居住環境並不那麼理想：我從來沒有在晚上六點以後走進過村裡的巷子，太黑，氣味難聞，我感覺不安全。
我租的是一房一廳，在最靠近外面、最新最乾淨的一小棟房裡，我還清楚地記得，月租是750元。在2002年的廣州來說，並不算便宜了。要知道，那時廣州市中心的房子，每平米售價只有兩三千。
當時，和我同在《新周刊》的一群年輕人，全都在租房住；我們分散在廣州市中心不同的小區、不同的村裡；經常集體加班至深夜，經常一起吃喝玩樂。寒冬夜裡，十多個年輕的同事在我的城中村的出租屋裡，一起打火鍋、喝酒到很晚很晚；還有滿屋子的大笑，那絕對是只有無憂無慮的青春才能有的。那時，對自己的未來、媒體的未來、社會的未來，都充滿迷一樣的信心；或者說是瞻妄。
我只在洗村住了一年多，便買了房子。我還記得，房東，一個每天早上五點多就出門爬山的中年女人，還特意過來跟我說：你搬走是因為嫌貴嗎？我可以給你降房租呀。我說我買房了，她才有些悻悻地給我退了押金。
很快我又去了南方都市報，一個當年很多媒體人心目中的聖地。有意思的是，雖然在廣州這麼多年，我幾乎沒有機會開口講廣州話。因為同事和採訪對象都是外地人。在若干年裡，一波接一波的年輕同事，話題都掙扎在租房、換房當中。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曾經在城市寒酸的出租屋裡暫住的這些年輕人，有的創業公司已在納斯達克上市，有的成為媒體的總編，有的成為傳播集團的聯席出版人，有的是業界赫赫有名的自媒體富豪，還有更多的，早已是媒體或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多年以後，有些已移民的朋友回來說，在北美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在廣州是「好臟好亂好快活」。但我很想告訴他，廣州也早已不臟不亂了。再沒有「走鬼」，沒有「地攤」，沒有「大排檔」，一切都在走向井然有序。市中心的房價比起我們當年，翻了二十倍。散落在在寸土寸金的廣州市中心的城中村們，早已拆得七七八八，建成了高尚住宅；很多當年的租屋房東們，由農村土著翻身成為千萬富豪、億萬富豪。
資料圖：拆遷后的洗村這是城市的變遷，或曰進步；也是本地拆遷戶們的運氣，堪比買彩票。
我還是要感謝廣州，一座比較包容的城市；至少，我在作為「流動人口」的那段時間裡，過得很愉快，沒有被排擠之感；那麼多曾作為流動人口的前同事們，他們也在這座城市裡，住著租來的房子，同時也在推動自己的事業起步和積累，沒被耽擱。
有多少人一畢業就能買車買房踏上中產之路呢？還不都是從一無所有的職場小白開始的？而現在，動輒數百萬的房子，對年輕的學生來說一定更難以企及了；他們在擁有自己安定下來的住所之所，停滯時間必然更長。
莫非，在買得起那個城市的房子之前，年輕人們就不允許去那座城市工作？如果僅僅因為你、我、他/她，不是出生在這個城市，就被剝奪了在這個城市工作、學習、生活的權利，這個城市還有何魅力可言？
二，
一個城市，就是因為集中了各種層次、各種領域的人才或非人才，才有活力。一個秩序極為穩定、紋絲不亂的地方，即便能夠存在，也不可能有生機。我也很難想象，哪一座有點規模的城市，全都是所謂的高級人才或者有錢有地位的人。不可能。希望保護絕對乾淨、整潔、「高等人」和「低等人」井然分明的想法，是無法實現的；希望一個地方、所有人一直一成不變，便於管理，也是不現實的。
哦不，歷史上有人就這麼想，也這麼做過，並且，還做到了。
像朱元璋那麼熱愛「秩序」的皇帝，就很早確立了對國家的網格化管理。他就希望能徹底摸清掌握每一位臣民的動向，並且，嚴格地限定每個人的動向，即禁止他們階層和地位上流動，也禁止他們在物理空間上的移動。
前者，他實施的方法，就是沿襲元朝的職業世襲制，把帝國的百姓們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再分成多個小類；每個人的工作職業全都是天生而定，世世代代沿襲下去，不得改變，絕無選擇餘地。――這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天生只允許打洞，你不可能比你父親的社會地位高，也不可能比你父親有錢，你的社會地位是凝固的。
朱元璋更偉大的發明，是嚴密的戶籍制度，就像蜘蛛網一樣，對每個人的掌控細微到節點，所有人的個人信息都盡在國家機器的掌握當中。一出生開始，你的信息就被記錄在冊，不許搬家、不許遷徒、不許出鄉；萬一確有必要，你的出行必須有由官府登記和嚴格審批后特批的「路引」；沒帶「路引」的，你就洗乾淨屁股等八十棍吧（可能會致命）。
圖畫中的明代社會(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當然，朱元璋極為勤政，事無巨細，他都是「為了百姓好」。作為一個管理者，他認為，百姓需要的東西他都安排好了，他一個人就能代替了天下所有人的頭腦，並為所有人提前為了安排好了這輩子、下輩子和下下輩子，每一個人都呆在他用金箍棒畫的圈子裡不動彈，就生活幸福。人們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流動、像鐵錢蟲感染的螳螂一樣活著就行了。還想怎麼著？
有清一朝，基本上沿襲了朱元璋的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之後的數百年，殭屍化的中國被遠遠甩在西方工業化進程之後的原因。一個極度整齊、高度秩序化，億萬臣民們只奉行一個頭腦的地方，確實很難想象能有什麼創造力，社會更不可能有進步。
當然，這套整飭的秩序織補出來，本來也不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或天下人的福祉的，它就像鐵線蟲驅使螳螂投水一樣、鐵線蟲自己便於繁衍就行，至於它的宿主是不是死亡，它本來就不在乎啊。
僅僅是小農經濟時代，自己耕田自己織布，囫圇地活著，好像也能湊和；交通不便利，社會提供不了多少工作崗位，經濟發展水平也不足以讓人有發展和進步的空間，這種靜止，或許還能理解。
但在現代社會裡，每件事情、每項產品的構成，社會的正常運轉，是由成千上萬的人在不同的部位上運轉不同的零件完成的。不把這成千上萬人集中在一家公司一個地兒，這些事情全都辦不成。大量的工作，都需要經過精密的專業訓練，你父親能幹，你就幹不了，你想不轉行也得轉行。
想要人員不流動，想要固定和限制每個人的物理空間，別說法理和倫理，在技術層面也是做不到的。這是朱元璋時代的理念不可能在今日複製的原因。
三，
這是好事。現在中國社會裡，每一代的經濟水平整體都要比上一代高太多，教育水平都要比上一代強很多，階層想不變化，也不可能。這三十多年來，只要有點能力的，總是努力朝著更好的地方去，往更能掙錢、更有前途的地方去。很多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和後代的生活際遇――這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數十年中國發展神速的原因。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12日刊登題為《摩天大樓，天際線上的亞洲雄心》（作者：賈森・巴爾教授）的文章，裡面稱，此外，中國正在經歷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部遷徙。1979年，中國只有大約19%的人生活在城鎮地區，而現在這個數字大約是57%，並且這種流動沒有表現出放緩的跡象。這種遷徒，大大地改變了中國大城市的天際線，摩天大樓越來越多。
其實就是一個城市化進程。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2011年），就已明確了人口遷徙呈現四大特徵：一是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鎮。二是內地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大量流入沿海發達省份。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2.4個百分點，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比重都在下降。三是規模越大的城市增加的人口越多，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72.9萬人，上海市常住人口為2,301.9人，增幅較大。四是戶口對人口遷徙的約束力越來越弱。
這不很好嗎？明顯就看著富裕地區人口越來越多，貧因地區人口越來越少。因為這些遷徙，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就是人口的市民化。幾乎中國每個經濟發達地區，非戶籍人口都接近甚至超越戶籍人口。――因為大家放棄戶籍所能享受到的某些服務（比如孩子的入學）所帶來的損失，可以被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未來職業預期、更好的生活環境所彌補。
這證明這些地方有足夠吸引力。同時，也正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作為勞動力的補充，這些地方，消費需求始終旺盛，房子始終是剛需，房價也居高不下。並且，為了滿足新進人口的需求，更多的公共設施，更多的就業崗位也會出現。
你以為是城市發達了、才吸引人才，不，這既是原因，也是結果：不斷有人前來，才有城市的發展和發達。就算一百次地說，「逃離北上廣」，還得有一百零一次地說，「逃回北上廣」。我們在這裡，不應該僅僅看到「北上廣」的優點和吸引力，更應該看到，那些只能作為人才流出地的小城鎮和農村的弱點：沒有發展機會，沒有公平環境，任人惟親，扼殺創新，無法接納新事物，一潭死水。這樣的小城鎮里，別說吸引外面的人才前來，連本地人稍有點機會也要趕緊開溜。
一個有創新性的、多種多樣的、形態參差多樣（王小波語）的社會和城市，一定是亂篷篷的，粗魯的、粗糙的、充滿能實現或不能實現的奇思妙想的城市，這才是有活力的。
一個絕對乾淨和容不下任何碎片的城市，也是沒有未來的。
自由、流動、有慾望；願意吃苦，在逆境中仍然覺得自己有希望。這才是生機勃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