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成都，打麻將賭輸贏是無處不在，成為市民們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之一。不過，不要以為這是中國國粹，玩麻將是自古亦然。殊不知，這個大眾娛樂活動，在20世紀初的成都，卻一度是犯罪活動。
將麻將視為社會問題發軔於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時新式知識分子和地方精英將打麻將視為惡習，認為它既浪費時間，又是賭博行為，因此當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便採取措施禁止鴉片和賭博，兩者都被當作是犯罪之後，這些活動就成了警方打擊的重要對象。
晚清成都《通俗畫報》上的時事畫，諷刺某人家半夜打麻將引起了糾紛晚清禁煙運動獲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鴉片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終止了。而禁賭則艱難得多，因為其經常在公共場合發生，但很難與其它許多娛樂活動特別是打麻將區分開來。而麻將既是娛樂手段，亦為賭博的主要手段。
與吸食鴉片不同的是，以打麻將為主要形式的賭博行為往往發生在公共場所，難以和其他娛樂形式嚴格區分開來。在晚清針對此問題的政令非常嚴格，警察挨家挨戶、在街頭巷尾展開搜查，儘可能搜集經營者、參與者和賭博組織的信息，並對違規者施行逮捕，加以罰款或體罰。
清末的成都有各種各樣的賭博，如斗鳥、玩牌、打麻將等，這些活動經常在街頭、巷尾、橋下、茶樓、煙館、妓院等地方進行。改良者認為賭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糾紛和悲劇比比皆是，也因此擾亂了社會秩序。
晚清成都《通俗畫報》上的時事畫，諷刺賭徒輸了衣衫，裹著被子無法下床的窘境他們揭露一些賭棍經常設置圈套，騙取沒有經驗的參賭者的錢財。在20世紀初，改良者就呼籲警察將這些「著名害人之賭棍」送進監獄，警察局也頒布了規章制度來禁止此類行為，打麻將這一傳統娛樂活動也被禁止。
社會改良者寫了很多關於麻將使人墮落的文章來支持這項政策。例如，《通俗日報》刊登了以韻律詩形式寫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稱麻將為「麻雀」）,每行四個字，便於理解和傳誦:
麻雀之害，
多不勝述 。
勞神傷財，
妨誤正業。
習成貪很，
最壞心術。
一朝爭鬧，
親友斷絕。
長幼不分，
男女混雜。
深夜不休，
失火失竊。
流毒傳染，
風馳電掣。
舉國若狂，
老成飲泣。
然後羅列十個方面的危害，按職業分別描述了麻將怎樣毀掉人們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參與賭博的官僚、士紳、學生、教師、商人、士兵和年輕婦女最終會有什麼樣的嚴重後果。如官員打麻將賭博：
長官雀戲，
授下以隙。
僚屬荒唐，
不能戒飭。
縣官好賭，
懶檢訟牒。
四鄉莠民，
賭館林立。
如果商人打麻將，則後果是：
商界好賭，
店規不立。
夥友偷盜，
難於覺察。
千金一擲，
資本消滅。
商務敗壞，
店鋪倒歇。
如果是婦女打麻將，則是：
兒女學賭，
不務正業。
家政不修，
害在眉睫。
淫盜生心，
門戶不密。
在這個「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稱消除賭博是建立「文明社會」的先決條件，甚至認為「賭博不除，憲法不立」，這即把賭博與國家的政治前途聯繫起來。
西方人鏡頭下的中國賭博他們努力推行流行於歐美國家的「健康」活動,提倡人民「打球練習，賽船賽馬」，鼓勵人們去 「運動之場」、練身之房」、「園林遨遊」、「彈琴詠歌」、「圍棋象棋」、「閱書報社」，認為這樣才能「社會改良，務達目的」。
《通俗日報》還發表了一篇題為《宣講禁止賭博白話》的文章，該文用日常口語描述了賭博的罪惡：
提起這賭場中人來說，
那一個是不聰明的，
那一個是不狡猾的？
他想到世間的，
讀詩書的人，
做生意的人，
做莊稼的人，
做工藝的人，
個個都想掙些銀錢。
個個卻不能頃刻間，
掙得許多銀錢。
惟有那賭場中，
我的運氣來了，
雪白的好銀子，
橫一堆，
順一堆，
寶盒子一揭開，
眾人都落眉落眼，
一齊輸了，
我就贏了。
贏得好快當，
贏得好快活，
趁那時買些房屋，
買些好衣服，
一霎時就完闊起來了。
豈不是賭場中，
能夠湊合人的好處嗎？
因為如此，
賭場中的朋友，
個個講究，
要熟讀寶經，
懂得路子，
怎麼一定是歸身寶，
怎麼一定是出門寶，
怎麼一定是要倒拐。
要打處，
怎麼一定是連笨三，
連笨四。
據那大賭家說起來，
真真有個道理。
能夠照那寶經上來壓寶，
就輸了也值得。
這個路道，
惟有那著名的賭棍，
抽頭吃利，
很熟很熟。
連結多少黨羽，
買通多少衙門。
每逢有那會場戲場，
他們就要引誘些金娃娃，
活盪些生毛子，
安頓些造孽人。
在那賭錢的人，
以為這是個發財窩窩，
萬萬不肯丟他的。
殊不知賭場中，
那有個天天賭，
天天都贏的道理？
不輸就贏，
不贏就輸，
贏過了，
就會要輸。
越輸了，
越望贏。
一旦輸幹了，
沒法了，
就便要糊思亂想，
打些爛條，
或納些契約去抵押。
再又輸了，
就不免或賣田地，
或賣房屋，
或賣傢具，
均是做得到的。
你們想一想道理，
世間這些事你們說是有嗎莫有？
須知到世間的人，
銀子錢，
那個又不想？
你也想，
我也想，
不從那正業上想來，
終久是不長遠的。
贏也贏得快，
卻輸也輸得快。
由此看來，
到底去賭得賭不得？
人家說賭不得，
我偏說賭也賭得，
但看他是怎樣賭法。
讀詩書的人，
要在那學堂里，
賭些好學問，
賭些好本事。
將來到那官場中，
賭做一個好官，
那賭場，
是名成利就的，
可以賭得。
做生意的人，
要在那商埠上，
賭些好貨物，
賭些好買本，
將來到賽會上，
賭做個大商業家，
那賭場是地大物博的，
可以賭得。
做莊稼的人，
要在那田土裡，
賭些好糞料，
賭些好籽種，
將來到那試驗場中賭做個大農業家，
那賭場是價值物對的，
可以賭得。
除了這幾們賭，
我就要奉勸，
切切的去賭不得。
一家人有一個人賭，
便惹出一家人，
都吃那賭飯。
吃慣這賭飯，
正經事大家不肯做了，
是賭之為害。
不但害了自己，
並且害了子孫。
如何是好？
我奉勸世間人，
不但這壓寶場中，
萬萬不可去。
……
正是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警察大肆搜捕賭徒，收集賭窩和賭棍的有關信息，一旦發現，立即抓捕，或罰款，或體罰。
以前賣糖果、糕點、花生的小販可以採用打賭或抽籤的方式誘使小孩買他們的東西，這種被社會認可的流行方式現在也被禁止。在這樣嚴厲的措施之下，賭博現象雖然沒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現在做糖人的藝人仍然實用轉盤得獎來吸引小孩1910年春，警察機關試圖斬斷賭博的根源，規定三天之內停止一切麻將器具的生產和銷售，銷毀所有儲存的麻將用品，任何人如果再製造麻將產品，都要受到嚴厲懲罰。
從禁止賭博到禁止麻將，反映出改良者對賭博的深惡痛絕，同時，也是對成都最流行休閑活動的否定。警察機關的這一系列行動並沒有杜絕賭博，反而引起了成都居民的強烈不滿。
以麻將為主要形式的賭博在經歷了警察反覆對住宅、茶館和街角打麻將的清查懲戒之後，卻收效有限，這類活動仍然隨處可見。
賭徒也有許多對付地方當局的經驗。望江樓和文殊院成為賭博聚點，因為這些安靜的、環境優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監督之下。
而城牆上、城門外、河邊、橋下也成為賭博的主要地點，那些地方也經常因賭博發生爭端。例如，一次在東門城牆上，一個年輕人在賭博時與他人發生爭執被打死。北門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實的賭窩，賭攤沿道路兩側鋪開。
沿西御河的街道也是賭博的去處，一次警察突然降臨，一群賭徒疾速逃離，一位穿昂貴皮衣的男子翻過牆壁，忘了另一邊是御河，直接掉進了骯髒的河水裡。
有些人在城內街道上擺攤設點賭博，某年僅在春節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個賭徒，第二天又在羅公祠抓到四五十個。
雖然茶館的經營者不敢公開助長不合法的活動，但是他們也從未積極加以制止。一名報紙的記者談到，他在一些茶館隨處可見人們賭得熱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處都在進行。
無論警察是怎樣搜查，賭徒們卻能與之周旋，躲過難關。例如打麻將的人將桌面上鋪上絨布，以避免警察聽到聲音，闖進民居搜查。難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嘆道「賭窟中人，皆有絕大本領，絕大神通。」
沒有一種改革能夠迅速取代已經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儘管警察從晚清便不遺餘力地禁賭，但民國初期，賭博在公開場合和私下裡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來，地方當局盡了最大努力控制賭博，但是成果並不明顯。原因很簡單：賭博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礎，它既是個人和家庭休閑活動，也成為一項陌生人之間的公眾娛樂。而且，很難將賭博與玩撲克、打麻將等流行的娛樂活動清楚地區別開來。雖然地方當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賭博，但似乎他們並未贏得這場與賭徒的較量。
這個禁賭的努力是由曾經留學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後來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發動的，他的此舉遭到不少成都的憤恨，更何況許多強制性的措施，造成人們日常娛樂的限制。這也是警察總辦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後，備受各方批評和痛恨的原因。由於他是禿頭，人們罵他為「周禿子」。
周善培
周善培的書法經歷了20世紀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這樣解釋到：「在漫無組織的社會中，突然生出了這樣的監視機關，而在創立的當時又採取了極端的嚴刑峻法主義，這在一般的窮人不消說是視為眼中釘，而就是大中小的有產者都因為未曾習慣，也感覺不便。」
郭沫若警察這一舉措不但表達了改良者禁賭的決心，更是他們對中國最為流行的娛樂活動的徹底否定，但亦沒有任何改良能夠將業已流行數百年的大眾娛樂立即叫停。
麻將在民國時期依舊在各種公共及私人空間大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於操作、上手輕鬆，不論作為家庭消閑活動、或大眾娛樂形式都頗為合適，更不用說其所基於的極其深厚和穩固的文化土壤了。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便將麻將視為「國戲」，並通過寫作《麻將：漫遊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運動」。他文中強調，過去中國的三個惡魔：鴉片、八股和裹小腳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將則是第四個惡魔，它發展得異常興盛，卻沒有人批評它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
胡適進而計算了浪費在麻將上的時間：「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點七萬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胡適胡適對人們打麻將真是非常憤憤然，認為一個沉迷於麻將的民族，是沒有長進的民族。甚至對國人打麻將的迷戀，感覺到了民族的危機：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裡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著讀書，便是老年人跪著翻書，或是老婦人跪著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隻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民國時期的婦女麻將戰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發起「新生活運動」，國民黨意識到了麻將在普羅大眾中的受歡迎程度，因此並未對麻將加以取締，而轉而推行「衛生麻將」，指每次遊戲不打超過四圈牌。這裡的「衛生」應該理解為「健康」，即不牽涉賭博，而且不是長時間的玩。
其實，也有不少人為麻將辯護，認為是有益於大腦活動，也是社交的利器，更為那些玩不起高檔娛樂的民眾，提供了許多歡樂。
不過，為茶館和麻將辯護的聲音，很快便湮沒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評浪潮中。到1949年後，甚至麻將被劃歸為「舊社會」的殘餘，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中，被徹底摧毀。
都江堰2380人同時打麻將的壯觀場景然而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在跨過21世紀的這麼多年之後，麻將不但沒有衰落，反而發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適先生當年擔心的麻將可能是「亡國的大害」，非但沒有出現，而且在全國一片麻將聲聲中，中國經濟似乎是越來越繁榮。
作為中國傳統娛樂的麻將，在現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還能繁榮多久？這是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