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在長篇小說《發條鳥年代記》里寫到諾門罕戰役。
諾門罕是地名，地處呼倫貝爾市的新巴爾虎左旗。呼倫貝爾，據說是世界上土地管轄面積最大的地區級城市，一聽到這個名字，我們會油然想起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諾門罕離外蒙不遠，一九三九年日軍以及滿軍與蘇軍以及蒙軍在那裡大打出手。因為沒有正式宣戰，日本稱之為「諾門罕事件」，而蘇聯、蒙古叫作「哈拉哈河戰役」。
諾門罕戰役遺址陳列館事出有因，一個說法是起因於邊界，日軍主張以哈拉哈河為界，而蘇聯主張邊境線從哈拉哈河往滿洲一側深入十幾、二十公里，互不相讓，便訴諸武力。在哈拉哈河兩岸的諾門罕和外蒙松布爾蘇木這一大片草原上，從五月打到九月，陸空齊上，是日本戰史上第一場立體戰。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大敗。五萬六千人參戰，死八千四百四十人，傷八千七百六十人，死傷率是百分之三十二。充當主力的第二十三師團損耗更高達百分之七十六，近乎全軍覆沒。蘇聯瓦解后資料解密，卻原來蘇軍傷亡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五人（其中死九千七百零三人），並非東京審判上發表的九千多人，比日方慘重。不過，傷亡數量少不等於勝利，達成戰爭目的的是蘇聯。雙方停戰，蘇聯得以解除東西夾擊之憂，把大軍調往歐洲前線跟德軍作戰。此後日本戰略由「北進」轉為「南進」，調轉槍口找美英鬧事去了，兩年後襲擊珍珠港，最終導致了滅頂之災。有史學家把諾門罕戰役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
這場戰爭對於日本來說很重大，司馬遼太郎也想寫來著。
他晚年回憶自己怎麼寫起了小說，言道：「聽了停戰廣播以後覺得自己生在了多麼愚蠢的國家。過去不會這樣吧。所謂過去，是鎌倉的時候，室町、戰國的時候。也想到晚近的江戶時期或明治時代，怎麼也不能相信有人會像昭和軍人們那樣做出把國家當賭注投進賭場似的事情。不久複員，在戰後社會裡土頭土臉地過日子，三十多歲想起寫小說。起初是當作自娛，後來做調查寫，就是想自己解開上面提到的疑問。」
司馬遼太郎是歷史小說家，對歷史的思考和見解被稱為司馬史觀。這段話表達了他的一個基本觀點，即打敗大清、打敗沙俄的明治時代是光明的，而一敗塗地的昭和時代一片黑暗――「在日本歷史中，再沒有像昭和初期的權力參與者和國民那麼愚劣的了。江戶文明產生了成熟的政治家和國民，但是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出現的高級軍人和高級官僚在飛躍地發展的國際社會中根本不能把握和認識日本，像幼兒一樣」。
司馬遼太郎一九四三年司馬遼太郎從大阪外國語學校蒙古語科提前畢業，應召入伍，開赴牡丹江。擔任坦克長，指揮四輛坦克。和蘇軍相比，日本的坦克炮身短，沒有穿透力，鋼板薄，沒有防禦力，簡直像玩具，只能系好「兜襠布」，依仗「大和魂」。所在部隊有五年前諾門罕戰役活下來的老兵。司馬把「大東亞戰爭」看作世界史最大的怪事，只要用常識想一想就知道這場戰爭必敗無疑，陸軍軍閥居然發動了。用中國的說法，沒有金鋼鑽，不要攬瓷器活兒。常有人說日本人欺軟怕硬，但是從司馬遼太郎的分析來看，日本人時常自以為了不起，拿雞蛋往石頭上撞。打敗了立刻裝孫子，趕緊給美國大兵預備娼妓什麼的。暗地裡卧薪嘗膽，絕對有君子報仇百年不晚的忍勁兒。
可能司馬遼太郎的人生計劃是四十多歲寫了打敗俄國的《坂上的雲》，五十多歲再寫一部大作，那就是被蘇聯打敗的「諾門罕戰役」。有個叫半藤一利的，今年八十七歲了，主編過《文藝春秋》等雜誌，退休后寫書，自稱歷史偵探，對於昭和史尤有造詣。他曾約司馬，如果以諾門罕事件為素材寫昭和戰爭史，願意盡全力幫忙。
司馬打算寫。「諾門罕事件彷彿已變成日本人骨髓中的病灶沉睡著，對於沒發覺的人來說無所謂，卻在向覺察的人發出痛楚。」作為「太平洋戰爭」的原型，他意在解剖麻雀，藉以看日軍，看日本人，看日本這個民族。
費二十年工夫收集資料，採訪當事人。例如採訪了諾門罕戰役時擔任參謀本部作戰科長的稻田正純，可是，「六個小時他愉快地幾乎沒有間歇地喋喋不休，但是連小石頭一般有內容的事情也不說。我四十年來沒見過這樣奇怪的人物。本子上一行也沒記。值得記的事情對方全沒說」。越看諾門罕戰史，越對陸軍上層的無能之輩氣不打一處來，甚至覺得若是寫諾門罕，血管非破裂不可。
終於沒有寫，此事就成了一個迷。據半藤一利猜測，原因之一可能是沒找到足以當主人公的模特。
其實司馬遼太郎也採訪到一個可心的人物，叫須見新一郎，陸軍大學畢業，大佐，任步兵第二十六連隊的連隊長（按日軍編製，連隊在師團之下，大隊之上）率兵參戰。須見反對第二十三師團的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的作戰計劃，說他從根兒上就是個神經質的膽小鬼，始終對那些紙上談兵，送掉那麼多士兵性命的傢伙們懷恨在心。小松原當過駐蘇武官，是知蘇第一人，最清楚不能與蘇聯機械化部隊同日而語，卻發起這場戰爭，把日軍推進了火坑。有研究者根據日俄兩國的檔案，懷疑小松原是蘇聯間諜。
須見新一郎彷彿讓司馬遼太郎看見他還在流血，怨恨全部傾向手拿「參謀」這根魔杖的人。司馬操縱的坦克好似用紙板做的，不堪一擊。日軍簡直像織田信長的軍隊，卻自視甚高，以為蘇聯紅軍還不過是當年被日本打敗的沙俄軍隊。司馬批判：「充分具有統治能力的國家不會在日中戰爭陷入泥沼的時候搞諾門罕事件，而且事件僅僅兩年之後就又用同樣是織田信長年代的裝備對美英搞太平洋戰爭。織田信長不會搞，連中小企業的老爺子也不會這樣搞公司經營。昭和軍閥這些人的感覺是日本史和世界史上都沒有的。」須見親歷諾門罕戰役的感受與司馬一致，大概他打算用須見當小說主人公，塑造一個英雄人物。
當時日軍用的坦克幾乎要欣然命筆了，卻收到須見的絕交信，不許司馬使用所採訪的材料，今後也不再接受他採訪。信中恨恨地寫道：「我瞎了眼，你竟然跟那麼卑劣的傢伙對談！」採訪應顧及各方面，以求無限地接近歷史真相，但相對而談，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給對方捧場。
那傢伙是誰？原來是瀨島龍三，山崎豐子的長篇小說《不毛地帶》主人公壹岐正的原型就是他。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二十八歲任職陸軍參謀本部作戰科，進而任大本營陸軍參謀，是太平洋戰爭的關鍵人物。被蘇軍逮捕，判處二十五年，一九五六年釋放歸國，一九七二年任伊藤忠商事副社長，後來是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首相的「參謀」。寫過一本《幾山河》，回憶太平洋戰爭是「自存自衛的被動戰爭」。而須見新一郎，他是三個從諾門罕戰場上活下來的連隊長之一，按照陸軍的做法，一把手槍放在了桌上，暗示他自決，以承擔戰敗的責任。須見拒不從命，回家當百姓，日本投降后在長野縣上山田溫泉經營一家小旅館，叫「三樂庄」。大概咒罵小松原道太郎、瀨島龍三這些人是他的餘生一樂。
諾門罕戰場沒有了原型，司馬遼太郎泄了氣，把資料裝進大袋子丟到一邊積灰塵。一九八七年寫完《韃靼疾風錄》以後不再寫小說，直到一九九六年去世，寫了八、九年隨筆。
村上春樹就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領土問題撰文，也提到諾門罕之戰，說：「我在小說《發條鳥年代記》中曾寫到一九三九年滿洲和蒙古之間發生的『諾門罕戰事』。那是邊境線紛爭帶來的短暫卻熾烈的戰爭。日軍和蒙、蘇軍之間進行激烈的戰鬥，雙方共有將近二萬的士兵喪命。我寫了小說之後訪問該地，站在現在還散落著彈夾、遺物的廣漠荒野當中，深感渾身無力：『為什麼人們非要為這樣一片什麼也沒有的不毛之地，毫無意義地互相殺戮不可呢？』」
司馬遼太郎的眼光停留在歷史上，抱怨並抨擊為政者。村上沒有經歷過戰爭，他探尋對歷史的集體記憶。似乎有時從歷史抽掉原有的意義，對歷史的看法就煥然一新。離遠點兒，再高再大的東西也變得渺小。讓村上渾身無力的疑問未免有一點虛無。
司馬遼太郎死後，半藤一利撰寫了一本《諾門罕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