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比往前幾年更加的有爭議。因為塞勒在『行為經濟學』領域拿到了這項殊榮，而行為經濟學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到現在，儘管頂級雜誌發了不少，但是和主流經濟學之間依然存在著一條深深的鴻溝。
就解釋能力而言，行為經濟學的解釋力是非常強的。比如塞勒發現，人們很多時候寧願去買購買政府債券，也不投資股市，股市平均回報率為 7%，而政府債券回報率 1%都不到。如果這些都用風險規避來解釋，那麼這意味著很多人的風險規避程度會異常的高，顯然這並不符合我們日常的觀察。所以塞勒解釋說，這是因為人們是『損失規避』而非『風險規避』，果然考慮到這一點，實證結果和理論再次吻合了。
2013 年諾獎獲得者 Fama 和 Thaler 的爭論也一個很好的例子。Fama 是個挺頑固的市場派，堅信股市是有效的，股市的規律是隨機的；而塞勒則認為股市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故而是可以預測的，並且可以利用這些非理性的因素獲利。兩個人分別獲得了諾獎，其實也反應了我們對市場是不是有效的這一個根本的問題，還存在著分歧，而目前折衷的看法是，股市短期內是隨機的布朗運動，更傾向於 Fama 的觀點，而長期來看，股市是可以預測的，Thaler 佔優。在理解金融資產方面，Thaler 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儘管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的解釋能力很強，但是把心理學引入經濟學也是危險的。心理學傳統上是一門立足於實驗的學科，做出來什麼結果，就總結出什麼心理規律，而這些規律是 ad-hoc，也就是非體系化。而經濟學名為研究經濟，實為方法論。而方法論需要一些嚴謹的，不打折扣的統一公理作為基礎。相信很多學習經濟學的人在 ECON101 的時候，都知道不能夠輕易的改動效用函數。否則的話，幾乎一切的市場行為都可以解釋為效用的變化：比如說一件商品賣的多了，我們可以解釋為消費者更偏好它了，而賣少了則可以解釋為消費者相對不那麼喜歡它了。那麼通過『喜歡』和『不喜歡』，我們幾乎就可以解釋一切的市場變動，一切的人類行為，經濟學將變成毫無預測力而又可以解釋一切的「Theory of Everything」。
但是這種解釋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行為經濟學面臨的困境，也是主流經濟學不願意過多的接納行為經濟學的原因。風險規避解釋不了人們選擇政府債券的原因，損失規避可以，但是憑什麼你假設人們是損失規避的？人們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非理性的『損失規避』？每一個行為經濟學的假設，幾乎都是來自於實驗，而實驗只能告訴我們『是什麼』，但是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而經濟學恰恰是要追求『為什麼』的學科，這也是主流經濟學遲遲不能接納行為經濟學的原因——塞勒所舉出的只是反例，理性預期理論無法解釋的反例，但是塞勒並沒有提出一個統一的框架來解釋這些反例，這也是行為經濟學的阿基里斯之踵。
儘管行為經濟學在左，主流經濟學在右，但是已經有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在努力的彌合兩者的不同，方法就是信息經濟學，通俗的說，就是『理性化非理性』。
信息對稱 + 效用最大化這條路，主流經濟學已經探究了足夠多的可能，在這樣的框架下，我們基本上無法推導出行為經濟學那些異常的假設，但是如果假定存在博弈中的信息差，那麼一切都有可能了。比如塞勒經常提到的人們在股市中的『過度自信』——也就是自己選的股，怎麼都覺得自己的好。一個完全理性的人，怎麼會過度自信呢？Jean Tirole 在一篇『經濟學季刊』（QJE）的文章中就完成了這項工作。首先為什麼需要過度自信？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自信相當於一個對市場發出的信號，同樣的水平，更自信的人會更得到市場的青睞，所以我們有這個需求。
那麼在供給端，完全理性的人是如何做到過度自信的呢？，Tirole 假設了一個兩期的博弈，第一期的自我會觀察到自己的真實狀態（自己是強還是弱），但是會以一定的概率選擇忘記掉，到了第二期，如果第二期的自我依然有回憶，自然以回憶為準，但是如果沒有回憶，那麼第二期的自我就根據第一期忘記的概率，和自然分佈對自己的能力進行推斷。
那麼第一期的自我預料到了第二期的自我會推斷這一點，就會下意識的根據自己第一期觀察到的自己真實的狀況（是牛還是矬）然後操縱自己忘記的概率，太高了不行，因為忘記的概率太高，第二期的自我會懷疑是不是因為第一期的自我接受到了不好的信號所以才忘記的，故而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懷疑，產生了悲觀的推斷，不但不會過度自信，反而會疑神疑鬼；而忘記的概率太低也不好，因為太低了，一旦自己確實很弱，也會被牢牢的記住，自己能夠過度自信的空間很小。
於是我們就恰到好處的操縱自己忘記的概率，從而策略性的選擇回憶，當自己是高能力的時候就牢牢的記住，以便於在第二期也能夠確信自己是高能力；而當自己是低能力的時候，以一定的概率忘記掉，從而也能夠在第二期以一定的概率相信自己是高能力。
就這樣，人依然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因為信息的不對稱（這裡體現為記憶的不完美），過度自信產生了。有了這個微觀基礎，再用過度自信去解釋我們生活中和經濟中的現象，就可以用統一的框架來理解了。
這種通過『理性化非理性』來彌合行為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之間差異的工作，現在還遠遠不夠，只能說是開了一個頭，還有太多行為經濟學的假設，沒有能夠包容在理性的框架之內。所以，儘管塞勒獲得了諾獎，但是爭議不會就此消失。行為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鬥爭和交互，還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我相信，行為經濟學會一步步的走上凱恩斯經濟學的老路——先解釋了現象，有了很多的應用，然後一點點的被補足微觀基礎——也就是用理性人的框架在更加基礎的層面上解釋了表面上的非理性，從而最終融入主流經濟學中成為重要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