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有趣的書有很多,在此先給大家介紹一本奇書——《青泥蓮花記》,說它奇,是因為書中專記青樓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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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蓮花記》共十三卷,是明代學者、詩人、戲曲作家梅鼎祚輯纂的。本書凡例所謂“專以娼論”,並以滿腔熱忱表示同情與敬意,認為她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
首先介紹一下輯纂者。梅鼎祚,字禹金,是寧國府宣城(今屬安徽)人。他生於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梅氏為宣城大族,宋代著名文學家梅堯臣後裔。
梅鼎祚可謂名副其實的“書癖”。他一生與書相伴,飲食寢處不廢書。幼時體弱多病,父親疼愛他,甚至“欲其焚筆硯”,他便“匿書帳中,時時默誦”(《寧國府志》);晚年讀書更“誦輒達曙”,書案旁白色的帷幕都被蠟燭熏成黑色。梅鼎祚對古人典籍進行系統整理和專題編纂。現在所知,他編纂有歷朝《文紀》《漢魏詩乘》《書記洞詮》《才鬼記》《古樂苑》等(此外創作有劇本《玉合記》《長命縷》《崑崙奴》及詩文《鹿裘石室全集》)。
《青泥蓮花記》就是這種大規模編纂活動的產物之一。書中廣輯漢魏、隋唐、宋元明間數百名妓女事迹。有關作品除少量為梅氏自撰,多錄自前人記載,有正史、野史、方誌、別集、詩話、筆記、傳奇、佛經和道書。散落在諸多古籍中的佳作,被梅鼎祚發掘問世,匯於一編。
從梅鼎祚撰寫的序言看,本書的編纂具有非常嚴肅的道德和哲學的旨趣,即:“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蓋因權顯實,即眾生兼攝;緣機逗葯,庶諸苦易瘳。”其體例的安排和選文的歸類亦有明晰的邏輯支撐,即:“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道備矣。”梅鼎祚以佛教象徵聖潔的名花——蓮花喻指娼妓,是在哲學層面上,充分肯定了她們的本性潔凈,以及“皈(佛)從(良)”具有的涅槃重生的意義。
對梅鼎祚本人而言,狎妓游賞是其日常生活的內容之一,他欣賞她們的姿色、才藝、品節,也同情她們不能自主的情感和命運。至於“取義假諸女史”,則是梅鼎祚以“史鑒”自許是編的策略之一,即欲在世俗層面上,借娼妓之忠孝節義行為,達到為世之勸的目的。
除禪、玄二卷之外,此書所記娼妓多為世俗女子,雖身世卑賤,行為卻令人讚歎。有的獨具慧眼,敢擔重任。舉幾個例子:
《韓蘄王梁夫人》寫京口娼梁氏(後傳其名為紅玉),識英雄於行伍,擔重任於軍前。韓世忠尚是小卒時,梁氏便邀其至家,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後世忠為中興名將,梁氏被封為夫人。當金兵入侵,世忠大戰兀朮時,“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宋史》韓世忠傳)。其結局,小說中是這樣寫的:“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盪,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所記雖與史實不甚相符,卻正說明了出身青樓的梁夫人在人們心目中是一位大義責親的巾幗女傑。梁夫人的故事在民間有極強的生命力,直到現代抗日戰爭期間,還有人藉助其光輝形象鼓舞士氣、振奮民心。一時間,《梁紅玉》、《擂鼓戰金山》頻頻演出於多種戲曲舞台。

人文社版《青泥蓮花記》書中插圖:梁紅玉 / 譚鳳嬛 繪
《高三》(這名字會不會讓你心驚一下?)寫明前期一位妓女在忠奸鬥爭中的俠義之舉。其背景是明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于謙擁立監國朱祁鈺為帝,並率部大挫來犯之敵,迫使瓦剌放回英宗。英宗複位,殺害於謙,又指使權臣石亨狂捕濫殺,高三的舊交昌平侯楊俊,亦為石亨“所構誅”。這篇作品,主要是寫高三慷慨赴難,在刑場上的無畏表現:
(楊俊被押赴刑場)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線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忠良被斬,唯一妓殉難,既是對權奸的抗爭,也表達了對世態的針砭。而俠妓高三憤激凜然的絕決、視死如歸的大義,僅用兩句簡短乾脆的對話、一個觸目驚心的細節,便已刻畫得淋漓盡致。
《劉玉川娼》中,這位沒有留下姓氏、只能以其所遇者姓名稱之的薄命女子,與劉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劉及第授官后,卻嫌其身份低賤,不願攜之赴任,於是欺騙她,表示要與她同死,置毒酒後,令娼先飲,“娼遂死,劉乃獨去”。娼能死事,士流偷生。此事遂成士子德薄的一大典故。鼎祚於此文下另引文天祥一事,雲臨安將危,諸幕官表示要跟隨文天祥,以身殉國:“文曰:‘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宋末士風凋零,當存亡之秋、慷慨赴難之時,文天祥突然作此戲謔之語,其口吻之辛辣、心境之悲涼可想而知。
梅鼎祚在序言中曾提醒讀者,不要認為他僅僅是“錄煙花於南部,志狎游於北里”,為敘妓女而敘妓女。他意在通過描寫她們的遭遇和人品,對明代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士風世俗予以褒貶。
《青泥蓮花記》有很強的藝術性和資料性,為我們現在認識古代社會提供了珍貴的專題文獻。如唐代狎狹小說有遊仙氣,娼妓無論“李娃”之果敢,還是“霍小玉”之凄婉,作者對其形象的刻畫都不離“神女”氣息,而《楚兒》之狂逸倔強,更是唐代以後所未曾見。《溫琬》寫娼妓侍宴,“書《孟子》以寄其志”,道學氣儼然,亦是宋代理學背景下的獨特景觀。在“性”成為時尚,且被重塑成一種文化關係的明代([加]卜正明《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娼妓雖然未能改變自身命運,但其中一些佼佼者的確獲得了在更高層面上介入重大生活的機會。明代娼妓與政治的緊密關係及其主動介入,在《高三》一篇中已有表現。

人文社版《青泥蓮花記》書中插圖:梁紅玉 / 譚鳳嬛 繪
鼎祚在外編中另立記藻、記用、記豪、記遇、記戒五門,保留了很多娼妓能文善詩、才華橫溢的事迹。如唐代名妓薛濤的文採風流,早已傳播人口,外編中以較多的篇幅介紹了她的生前活動和死後逸聞。即使在歷史上籍籍無名者,亦明辯慧黠,妙語解頤。《揚府倡》云: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伎侑觴。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卻山野如此。”倡徐徐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這一回擊,大雅從容而鋒穎內藏,堪比名士風流。歐陽修泉下有知,對於他千錘百鍊的經典名句作如此奇妙之解,恐怕也不以為忤吧。
總之,這部書並非梅鼎祚無可無不可的編書癖發作時的慣性產物,也不能僅僅視之為明代“性時尚”的跟風作品,而應當看到其“以娼設教”所表現出來的輕視傳統、標新立異的深意和膽識。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曾不無幽默地指出,自周敦頤《愛蓮說》出,以蓮花喻君子,道學家遂慶幸此花陷於老佛幾十載,自托根濂溪,始得儕於道,而梅鼎祚復以蓮花喻娼妓,“道學家必謂蓮花重‘陷’矣”(“黃山谷詩補註附論比喻”)。此蓮花之重“陷”,是鼎祚對小人物受侮辱和受損害的卑賤人生投以溫暖關注之目光的結果,是晚明人留給我們的獨特文化遺產。
(本文整理自陸林先生《花落蓮成一凈念》 摘自《青泥蓮花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 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