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经济学的乐趣，其实可能跟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要说这个，要从我的成长经历以及成长经历对我的“问题意识”的影响说起。
从小到大我的问题意识都是关于人类的社会心理和决策的，特别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我妈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加上她和我一样是个严重的藏书癖患者，从小我家书架上摆满了历史书。闲来无事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时常冒出与这个问题意识相关的想法：
- 为什么袁术一称帝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古代战争当中“师出有名”和“政治正确”那么重要？
- 为什么得民心者就能得天下？
- 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重视祭祀死人？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很多看起来没用的仪式能够顽固地存在着？
- 为什么传统中国人的婚姻是父母主导的而非自由恋爱？
- 为什么中国会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唐朝以前开放自由的气魄，对外来文化那么排斥？
现在我想，这些困惑要在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1840 年以来这个国家遭遇的一切，让我们这群成长在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三重影响下的中国人，生活中充斥着多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产生的冲突，这让我们有了一种思考“我们究竟是哪里不行”、“我们到底是谁”的紧迫感，以及群体认同、身份认同的缺失。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当年的《河殇》，再到这两年次贷危机下西方社会的问题导致很多认为中国应当全盘西化的人的精神崩溃，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那时候的我，对传统中国的种种持有一种不解以及排斥的态度，或者用孙隆基的话说，是一种对传统中国的“疏离感”。这让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心存怀疑：我的祖先们不会像我一样对此感到痛苦吗？为什么历史书当中的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止对此安之若素，而且甘之如饴。
那时候我完全不能理解。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想去读像人类学、社会学或者心理学这样的学科。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家老爷子就建议我去读经济学了。但是受我老妈这个文艺女中年的影响，我本人还是个文人气比较重的人，因此当时我对经济学的态度跟现在知乎上很多人对经济学这个学科一知半解的态度一样，觉得经济学铜臭味儿重、 甚至是“脏”。出于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文人气，我当时拒绝了武大、厦大、西安交大这些学校给我打的电话，毅然报了书卷气浓得不要不要的北师大。然后翻了翻招生计划，作为一个理科生这几个专业我都报不了，于是我也没再抗争，而是和我爸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议：去读数学。
大学的时候，我一度非常消沉，那时候一坐在课桌前，我就在问自己“特么的我学这个法图引理和控制收敛定理到底是要干嘛”。当然，现在我做科研了我还是挺感谢那时候受的虐，但因为中国数学教育的基因深受苏联的影响，是以“服务物理学和工程学科研”为根本目标的，而我从小对物理学就很不灵光，所以那段时间我完全找不到自己努力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后来抑郁症了，每天挣扎在对自己的高要求和当时窘迫的现状之间的巨大落差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过程中，我有了新的问题意识：
- 为什么我会焦虑？
- 我的心智是怎么运作的？
- 我的焦虑是我的性格原因还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 我的家庭、这个社会的制度和规则、以及我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在塑造我的心理问题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为此，我开始接触心理学的著作。不过读过之后，我发现心理学对解决我的疑惑完全没有用，我完全看不到“海马体的运作机制”与我的焦虑有一毛钱关系。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意识。
我的问题意识还有第三个来源，那就是数学。我家老爷子本科也是读数学的，在跟他的交流中我时常能感受到他深深地为自己能够“用解数学题的方式思考问题”而感到自豪。虽然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数学思维存在的问题，但是那时候我潜移默化地也在模仿他的这种思考方式。即：
- 能不能找到一组整装的、优美的数学方程式一次性地解释我前两个问题意识中那些困惑？
真正解决了上面三个问题的东西，就是经济学。
我第一次正式接触经济学是大二的时候为了学英语自学了曼昆的英文版。那时候我对经济学依然是无感的，但是觉得相比于费马最后定理和曲面第一基本形式而言，这个有意思太多了。慢慢的，我之前对经济学的一些偏见也得到了修正。不过，真正让我觉得经济学有趣的是大三我冒着考试挂科的风险在期末考试前在忘了是豆丁还是道客上读完了一套“MIT 行为经济学讲义”（我真是奇葩……）。虽然这个讲义基本是由数学公式组成的，但从这个讲义当中，我读到了经济学家勇于推翻已有理论体系的勇气、对于个体心理因素或者“非理性”的尊重，以及能用数学方式描述人的心理状态的可能性。我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热情，自己一知半解地把整个不那么友好的、满眼数学公式的讲义的所有技术细节都弄懂了，然后嫌不过瘾我又翻译成了中文。
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读经济学时，我的想法就和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我是带着对于经济学的一大堆不满来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学科的“主流”，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我至今也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它对于解答我那三个问题意识中困扰着我的问题毫无帮助。虽然到今天，五年过去了，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认同与日俱增，但我仍然热爱着我现在做的研究。
就像在我签名档引用的 Dupree 的那段话里说的那样：
来自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的最危险的驱动力莫过于当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因为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宣称仅凭自身就可以为一个真正的普适帝国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它们联合起来以后，就可以构筑一个实实在在的势力范围。经济学本身还有一些空白处有待填补，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帝国主义”的特点，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一个传统，及他们会强迫自己对偏好的来源问题保持职业性的沉默。这是一个妨碍经济学实现其无边无界的帝国主义梦想的障碍。这样一来，经济学家或许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统治行为解释的整个领域。但是并没有关系，因为行为科学可以成为他们所需要的最佳战略伙伴，来充当统治这个世界的双巨头中的另一个。
我说了那么久，还没有正面回答学这个学科的乐趣在哪里，不过我猜聪明如你们，应当已经能理解了：我学经济学的乐趣，来自于从小到大积攒的那么多困惑得以一一解决的过程。
经济学训练为每个学经济学的学生植入了一套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当这套思维方式与认知科学、进化论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释放一种强大到恐怖的力量，让我们对于社会、人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认识。
说句不好听的，当时我看中而心向往之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相比来看真的就像是报告文学一样。
知识是常识的重构，人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自然就会追求怎样的知识。我的一位同学（也是我博士班里学术做得最好的同学）出生在一个非独生子女家庭，他的问题意识就是“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来说到底是只生一个好还是孩子越多越好”。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积累一大堆想不明白的问题，而破解这些问题是很多人从事科研工作热情的源动力，这背后的经济学知识是“知识之间的互补性”。
如果你的问题意识也是社会层面的，那么经济学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它与“经济”看起来有多么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学科都承受得起。对此不满的人将它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当然，科研工作很苦，对我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写论文了。了解我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我写东西有很强的个人意识，喜欢抖包袱，喜欢没事儿抒个情啥的，而写论文本身是一门“克制的艺术”，不能随心所欲。这也是为什么我能一晚上写出一篇几万字的知乎专栏但是一些论文就像便秘一样的原因。
不过，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工作能够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能心无旁骛地求知、享受那种困惑消弭的快感了。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