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68 年出生到現在，「我們長大的過程，是被一點點顛覆的過程」 | 房子和我們的生活⑤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並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並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採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鄭逸明今年 49 歲，說話的語速很慢，但不帶任何口音，可能因為他的成長輾轉過四座城市，北京、西安、廣州和東莞。

他懷念那個中國經濟發展最迅速，也是一度思想最開放的時代。他認為這樣的時代也許不會再到來。

1968 年出生，鄭逸明是那一代人中罕見的獨生子，父母因為工作分配兩地分居，他和母親兩人在北京生活了 10 年。那時他們住在由車庫改裝的平房裡，母親的妹妹也借住在這裡，10 平方米的空間擠了 3 個人，「很混亂」這是他對當時的記憶，他至今記得文革時期北京隨處可見的大字報，小學一年級被老師組織上街遊行。從小，他就沒落下政治活動。

鄭逸明的父親在全國有名的部隊院校西軍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任教，這所學校也是鄭逸明和母親的母校。10 歲時鄭逸明跟隨母親到西安與父親團聚，那是他第一次住進了樓房，有四間房的俄式套間。學校里滿是蘇聯風格的高聳、對稱平整的教學樓。他在這所高校一直從附小念到大學，鄭逸明就在這樣一個相對封閉，但衣食無憂的環境里長大，這也為他此後選擇的生活方式埋下了種子。

大學他選擇了當時最熱門和新興的計算機專業，他喜歡稱自己為「第一代碼農」。畢業后，趕上了 90 年代銀行金融業電子化，他分配到了國有銀行，而後因為厭惡體制內，又出來自己打拚做生意，這段漂泊的時期他在廣東買了兩套房。1981 年廣州和深圳是中國最早的商品房試點城市。

鄭逸明向來不喜歡面對生存壓力和與之相伴的風險，最終他決心回到體制內，回歸金融業。用他的話說「想想還是去靠個大樹吧」，這是他做的第一次妥協。

2006 年工作調動鄭逸明來到上海，他的事業開始進入上升期。考慮到現實意義，接近 40 歲的他選擇入黨，儘管「絲毫不感興趣」，但他不願意顯得「太過突兀」。

隨後鄭逸明在上海天山路買了一套 80 平米的房子，這也是他在上海唯一的房產，因為他至今仍沒有上海戶口。由於他有兩個兒子，在申請戶口時，這等於是一票否決。但好在他持有人才引進居住證，他的兩個兒子得以在上海讀書，大兒子今年參加高考。

今年是鄭逸明在上海生活的第 11 年，平日里他喜歡和朋友喝威士忌，抽雪茄，在這些聚會上永遠都圍著一群稱他為「大哥」的人，他在一群人中顯得最沉穩，但最近他正在經歷中年危機。

他現在最焦慮的是兒子。雖然自己成長在相對平等的環境中，他送兒子進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為其創造了一道隱形的社會藩籬——階級身份，而同樣是這道保險讓兒子顯得不喑世事。

鄭逸明認為 18 歲的自己和此時的兒子最大的不同是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1986-1990 年正是他的大學時期，他稱自己趕上了中國思想開放的末班車，他仍記得一群工科男生在校園裡研讀哲學政治等書籍，討論西方民主，思考國家未來。

但他的兒子並不理解這份情懷，鄭逸明用「行屍走肉」形容如今的八零九零后。

從世俗角度看，鄭逸明算是 60 年代人里相對成功的佼佼者。他考慮以後寫一本自己的回憶錄，也許我們的這次採訪能作為回憶錄的素材。

我們在上海南昌路附近的茶室進行了採訪，不遠處是傅雷舊居，1966 年，傅雷上吊身亡。提及此，鄭逸明認為上一輩人因為政治運動和國家動蕩而付出的代價太慘痛。而今這片土地仍保留著這部分骯髒的土壤，他批判和厭惡這塊土壤，但他自己也是土壤的一部分。

以下是鄭逸明的口述，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了解他：

「在北京有大的歷史事件，我都趕上了」

我父母當時的家都在廣州，我爺爺奶奶家也在廣州，我父親從小在廣州長大。 我母親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父母身邊，她在廣州生活念書，後來考到西安。 大學畢業后，她工作分配到了北京一個軍工企業做財務，我父親還在西安，他們每年就見 1-2 次，探親假。

我是家裡的獨生子，在那個年代也比較罕見，他們兩地分居也沒法照顧，等團聚的時候，我已經 10 歲了，再要的話相對比較晚了。我童年就一直跟母親生活在北京，一直住到 1978 年，不到 10 歲。那時候軍工企業的住房條件很差，我們住在車庫改裝的平房，一長綹一長綹的，中間一堵牆間隔開，能想象嗎？ 車庫就是一個長方形， 中間隔開，一輛車一輛車進去，就是那樣。很多同事都住在一個小區，叫工區，還編號，8 工區、16 工區，一個工區里有很多排這樣的房子。

就像美國電影里的聯排一樣，只是沒有多層沒有樓梯，我和母親就生活在那種地方。

只有一間房，10 來平方，很小。很多人在這間房的外面加蓋一個廚房，用轉砌一下撘個屋頂， 炒菜做飯。在門外面再套一個房子，現在很多上海的一室戶都是這種結構。

當時完全沒有客廳概念， 就放兩張床，擺個桌子兩張凳子，有個衣櫃。我記得床邊上摞的都是木箱子，皮箱，是那輩人才有的箱子，現在很少有人用大箱子裝東西了。我母親的表妹也在北京上班，也住在我們家。那十幾個平方，住三個人，我媽，我小姨和我。我的小舅在插隊，有時候回北京也住我們那兒，我可能就得睡箱子上了。

那會兒有供水，但沒有廁所， 走兩排房子才有公廁。單位有澡堂， 1 個禮拜去一回，拿個盆，拿個洗澡片。 當時北京已經開始有大樓房了，我伯伯是化工部的，住在木樨地三里屯老部委的樓，俄式建築。現在還在呢，他們是樓房，當時覺得樓房很高級。

小時候夏天的美好記憶挺多的。家裡沒有電視，鄰居晚上沒事，大家拿個小馬扎坐在外面乘涼，打撲克，吹牛。我們隔壁的叔叔就喜歡講故事，《西遊記》，《三俠五義》，一群小屁孩就坐著小馬扎圍著他。熱的時候有人把鋼絲床抬到外面，我印象中有我自己躺在那個床上看天的情景，那個時候真的是有銀河的，那會兒銀河好漂亮啊。

因為是單位的宿舍，鄰居全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那會兒車庫改裝的宿舍區，樓與樓之間空間蠻大的，我們就彈玻璃球，玩沙包。我們小夥伴兒玩的很粗糙，那個時候什麼都是玩具，什麼都是遊戲，煙盒也可以玩兒，建築工地用的馬賽克瓷片也可以玩兒。

這個地方和雍和宮只隔了一個護城河，坐一站就到雍和宮了，再一站到和平里。在當時的北京 70 年代的城市建設，這已經談不上中心了，因為護城河沿線就是二環了，但和石景山、通州比肯定是市區，不像王府井長安街那麼繁華，但也是絕對的城市裡。

那會兒北京給人感覺很空曠，以前長安街很寬，沒什麼車，那是真寬啊。我經常坐的公交車是 13 路，起點站是和平里，離我們家就一站地，我們家那站是北小街豁口，一直坐到終點站是三里屯，就是我伯伯家。這個公交車從東城一直走到西城，過雍和宮、寬街，一趟車坐到底。我們周末經常去伯伯家吃飯。有時候也去附近的商圈，周末我經常記得坐在自行車後座上去和平里買酸奶和巧克力。

1976 年 4 月 5 號，我在我伯伯家吃晚飯，他在北京化工大學，就住在木樨地，吃完我們就去長安街了，很近，我的三個堂哥和我媽都去了。那個時候簡直是嚇死了，那種壯觀，全是花圈，很多人在那兒抄詩詞輓聯。當時大傢伙都抬著花圈去，花圈上掛著輓聯，寫著「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我騎在堂哥的脖子上，看的更高，全是黑壓壓的腦袋和花圈。我們大概最晚 9、10 點就離開那兒了，那天很晚就開始清場和抓人了。

回家第二天聽廣播，開始批鄧小平反革命，工人糾察隊。班主任上課在教室里問，「昨天晚上誰去天安門廣場了？」 估計也就是學校安排任務，本來就是例行公事問一下，因為都是屁大的小孩兒，我們才上1年級。我還比較傻，我說「我去了！」 老師說「你放下，放下。」 這事兒就過去了。

那會兒我們每年都回廣州過年，我媽從北京去，我爸從西安去。那個時候夫妻分居有一個月的探親假，你從北京坐火車到廣州也要兩天兩夜，坐綠皮火車，人很多，為了省錢沒給我買票。我就坐在我媽腿上，卧鋪就更別想了，有座位就不錯了。那景象有點像看現在的印度火車，雖然沒他們那麼誇張，人都扒到外面來了。那會兒我母親一個月工資才 39.5，那個火車票就得十幾二十幾，很貴。

我記得北京的供應，生活物資是保障的，就跟現在的朝鮮平壤一樣。供應就是你沒錢，第二即便你有錢，你買不到東西，北京當時買肉是沒問題的。我媽每次回廣州前，就開始買東西，製作臘肉，把做的一大罈子的臘肉往回帶，紅糖白糖全都是要票的。我記得坐火車時我們就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扛到廣州去。每年必須一次折騰。

那時候母親工作不忙，很輕鬆，你要知道文革的時候，很混亂。我們整天遊行，牆上面經常刷不同的東西，你現在去那些城鄉結合部還是會看到寫了很多大字的牆，我們那會兒經常是「批林批孔」 ，「反擊右傾」， 「打到孔老二」， 後來就「粉碎四人幫，打倒四人幫」 ，「毛主席萬歲」。雖然我小，但是這種氛圍我肯定是知道的。

我母親他們是國營企業，吃大鍋飯，又是文革期間整天搞政治運動，誰他媽管生產，誰去踏踏實實做經營工作啊？大家都混日子，文革結束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始生產，走向軌道。我爹在高校也是閑極了，沒啥事。那會兒政治範圍很濃厚，在北京有大的歷史事件，我都趕上了。1976 年我剛上小學，在北京市和平里二小讀了兩年半。小屁孩兒我們整天遊行，圍著院子轉，圍著學校轉，老師組織的你就去轉，今天打倒誰誰，明天打倒誰誰，後天打倒誰誰。

整天放哀樂，那年放了無數次哀樂。周恩來逝世 1 月 8 號，那年冬天我和我爹在西安過的，我住在父親房間里，聽到學校的大喇嘛，凌晨，天還黑著呢，放哀樂，宣布周恩來逝世。這事我印象很深刻，後來朱德，康生全是那年死的，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幫也是那年，事兒特別多。

「西軍電，我們都是學院子弟」

當時父母覺得兩地分居也不是個事，想調動，父親身體原因不太能接受北京風沙大，天氣乾燥。他在高校裡面教書，當時調動去北京也不一定有高校的機會。 所以 1978 年我母親離開了北京調度去了西安，那個時候我是小學 2-3 年級。父親的高校有附小，附中，所以我一直在那個環境里成長，大學也是這所學校。

我們是一個大院，教職員工都住裡面。兒時的玩伴和我有非常非常長的同學經歷，小學、初中和高中我們恨不得是一個班的，上大學也在一個學校，但不一定是一個系，就是這樣的夥伴。

那個年代，學校整天廣播，繼承了很多軍校的傳統。早上 5：45 有起床號，父親的生活非常規律，一早就把我拉起來洗臉刷牙，喝一杯淡鹽水就拉著我出去跑圈，跑 1000 米。要說我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堅持下來就是那時候被他帶的。

我父親在學校里起碼住的是樓房，畢竟是高校，前身是軍校，級位相當高，院長是大將少將之類的，當時是張愛萍直接管的。樓房是俄式建築，我們學校很多主教學樓都是蘇聯的風格，吊高很高，看上去特別厚重，特別紮實。

這個房子本來是給一家人用的一個老式套間。結構很怪，四間房，面對面開門，一個衛生間 ，一個廚房，一個廳的套間。那一套住了我父親教研室的三個同事，年齡差距不大，孩子年齡也差距不大。我的兩個發小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我爸因為兩地分居，拿了間小宿舍，放了張單人床，書桌和一個柜子，有統一的灶房。對面是四口人，兩夫妻帶兩個孩子。

後來我和母親到西安后，我們家又分了大一點的房子，去了隔壁單元的三樓。後來又搬到校區外的套房，兩居室，和上海的兩室戶很像。走樓梯，走上去是長長的過道，住四戶人，陽台上都能看見，大家一般在那裡放爐燒飯，裡頭有間廚房，我就在我爸的書房睡覺。

後來上高中的時候，就搬到另外一個更大的三間房，我有了自己的房間，那個時候也都沒有客廳。那時候都是福利分房 ，學校起樓了。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是在西安度過的。在北京我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社會，到西安也是在城市的這個角落，一個封閉的環境里成長，你在院子里不出去什麼都有。大學裡頭知識分子大多以江浙人為主 ，我小時候周圍以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人為主，北方人少，本地人更少。

當時對本地人的印象就是土，沒文化，亂。中學的時候打架，西安的大勢力那時候是河南人。西安一直是很太平的，日本人都沒打到西安，是 1942 年那次大飢荒，很多河南人逃難來了西安。那時候火車鐵路線以北的區域就是河南人聚居的地方，流氓無產者，坑忙拐騙，打架鬥毆。他們窮嘛，沒什麼尊嚴，所以河南人在西安的口碑非常差，那時候教育孩子都說「以後找老婆不許找河南的」。

街上的小混混出去裝大個的，都要練河南話，打架甩幾句河南話會覺得，卧槽，這東北的。打架說普通話的就沒有說陝西話的有氣勢，你到大學外面碰到說陝西話的，更能打一點，他們碰到說河南話的，就比他們更能打一點。

大學我考的就是計算機軟體，我是第一代碼農。這個專業當時熱門啊，需求量大，新興的。當時我們學校幾個熱門專業是通訊，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科學，是工科院校最好的專業。

計算機當時很稀奇，我高中參加計算機競賽時就用過蘋果 2，當時沒什麼上機條件，家裡也沒有計算機，你得先從學校里選拔出來，你們才可能到某個地方去練習鍵盤。PDP11, 磁帶我都見過。後來微機出來了，大三就有 286 了，那會兒很新。我們都是學院子弟，那時候教研室誰他爸買了一台，覺得可牛逼了，要了鑰匙，晚上就鑽到教研室去摸一摸那機器，拿著磁碟，玩兒個遊戲。

有兩個遊戲，一個是抓小偷挖金子，一個是打外星，到後期就有台灣的麻將遊戲。早一代的遊戲機我們都見過了，大學裡頭那時候很多父母到國外交流或者念書，回來就帶遊戲機，哇，那時候上癮啊。

 "辭職出來我就去廣州工作了"

因為我父親還是廣東人，90 年代初改革開放剛開始，廣東那邊經濟比較發達，正好我父親的故鄉東莞理工學院要請老師，我父親想葉落歸根，他在北方生活了這麼多年，也不算特別喜歡北方，他就回去了。

92 年他們回東莞了，我本來在西安工作，後來也申請工作調動，因為就我一個孩子，我想在父母身邊，就申請到東莞了，在同一個城市。

其實當時已經有選擇了，你要是不願意在體制內，你也可以去深圳。我的有些同學就去深圳打工，有些在深圳的國企工作。那時候六四期間犯過錯誤的，那些屬於走投無路的同學也去了深圳。80 年代我們計算機專業，是不愁找工作的。現在深圳的很多科技公司里，有很多很多我們的師兄弟。

我是去了東莞的國有銀行，工作還是不錯的，挺舒服的狀態。銀行金融電算化那一撥，需要大批的計算機人才，銀行是沒有任何儲備的，每年有一大茬兒一大茬兒的畢業生進入銀行。我在銀行做了四年， 1996 年辭職。我不喜歡，那會兒 20 多歲覺得工作枯燥，沒有前途，也看不慣體制內比較醜陋的東西，年輕有本錢嘛。我也是月光族，我一直都跟父母住，從來沒有生活壓力，辭職的時候一個月也有三四千元，自己也沒攢錢。

辭職出來我就去廣州工作了，我如果不是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單位，我也能夠分房。雖然我是這個年齡，但是我沒有沾到這個光。只要單位里分房就會論資排輩，看工齡、職務、年齡、婚否。我記得最近的一次，我是當時沒分到的那批，我辭職前那會兒沒結婚，我同科室的同事結婚了就分到房了，兩室一廳。在東莞當時那套商品房 93、94 年的時候能賣 10-20 萬，那我沒拿著兒，後來我就跑了，不在那兒幹了。

我有自己房子是九零年代初期以後，基本在我接近 30 歲的時候，當時想著自己工作的時候可以住，就在廣州白雲機場旁邊買了第一套，家裡贊助了一些。房子 30 萬，首付 12 萬，每個月供 1000 多塊。

那時候上海和東莞的房價差得不遠，真的不遠，我 1996 年在廣州買房子的時候，趕在廣州房市的一個相對高點，5000 塊錢一平方。 97、98 年在上海虹梅路就是 3000 塊錢。 廣州是走在相對前面的，因為廣州、深圳離香港近，商品化很快。當時身邊同齡人買房的很多，我一個朋友最早在 1992 年，還沒畢業就在深圳買房子了，當年深圳真是投機者的天堂，因為當時又有股票，各種炒，什麼都能炒。

後來我自己做生意缺辦公室，98 年我就在東莞買了第二套，首付幾萬塊就拿了，房子也不貴，分期那時候很靈活很靈活的。房子不大，80 多平方，生活還是在父母家。2004 年我第二個孩子出生了，就覺得要買個大一點的，我就在東莞的中心區買了 200 多平方的大複式。全家都搬過去了，三代人，大的商品房，一梯兩戶，小區裡面人車分流 ，有游泳池也有會所。

我什麼生意都做過，計算機和貿易都做。我和朋友一起註冊了公司，我賣過電腦，賣過軟體，軟體還是我們自己撅著屁股寫的。現在還在的灕江明珠大酒店，像白宮一樣的建築，集酒店娛樂餐飲一體。整個那一套的管理系統、收銀、KTV 點歌都是我們幫他們做的。那個工程當年 60 多萬呢，我們公司就 4-5 個人。我和一個同學搭檔，請了他的中學同學，還有一個做硬體的。我們有的是資源，我們就等於總包一樣，什麼都干，有的部分就讓認識的同學來實施 。

我也賣過民品快消品，也做櫃檯，什麼都做。當時有人脈，看什麼掙錢就做小生意。後來自己思考了一下，我們確實不算成功的，因為沒有清晰的主脈絡，一邊玩兒一邊做事，只能說賺點小錢。我們不是做純的上游，實際上是在做下游的一個個項目，做酒店管理的項目，我們這樣的做法純粹是靠人脈，因為當時東莞開了很多娛樂城和酒店，我認識的朋友多，朋友介紹就幫他做。

後來我們發現在廣州深圳這樣的 IT 重鎮，人家已經非常系統化了， IT 公司就是那時候成長起來的。他們價錢很低，利潤很薄，我們沒有他媽的 40-50% 的利潤我們不做的，他們 20% 就做了，他們要衝量。我們還會碰到綜合路線的問題，他們已經很套路化了，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我的優勢是本地化，我在銀行期間認識了很多朋友，但畢竟不是一個市場。 像財政局的單子一台電腦我賣 2 萬 5，我成本才 7000，後來這種不對稱被消除之後，就不是個方向了。

「別人跟我說，『這個位置最好入黨』」

後來我就回到半個體制內，又回到金融圈了。我性格如此，不願意去承擔那些生存的壓力，因為你有生存壓力，你做事情也不能夠專註，後來想想還是去靠個大樹吧。

我 1992 年到東莞，2006 年我父親去世，正好那年在上海有個工作機會，我就來了，所以其實我在四個城市都輾轉過。

相比起來，東莞的生活條件比上海好多了，我們東莞的小區相當便宜，60 萬，3000 （元）一平方，小區里已經有露天的大泳池了，還是拐彎的，還有室內的恆溫池，廣東的小區很少沒有游泳池。

我在東莞活得很滋潤，每天花天酒地，工作上我的能力就足以應付，而且已經做的不錯，自己也買了大房子，有車開，也管了幾十號人。我反正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交往的也都是當地中上的人。

我剛來上海的時候，極其不適應。我們單位同事說一起租房子，我問「有會所，有游泳池嗎？」 人家說：「難找 」。

我的住房期望值是一點點，一點點下降啊。

那時候住在上海的宿舍，公司幫我租的商品房，我那會也是高管嘛，挺大的三房兩廳。當時我們來的時候是救火，公司很多人離職自己創業，公司可能是抽幹了。後來來了很多骨幹支援，當時就先租了那個小區里的兩套房，一套四房兩廳，一套三房兩廳，後來陸陸續續他們階段性的完成任務就撤走了，最後剩下我一個了，留守在一個三房兩廳里，算起來我一共在那裡住了兩年。

後來我還在古陽路租過一年房子，緊接著是交通路，火車站附近。

正好那會兒工作需要讓我入黨，也開始研究黨史，因為這個職務確實已經需要升黨了，「這個位置最好入黨」，這是別人跟我說的，基於一種世俗的角度跟我談這個問題。我當時其實對它沒絲毫興趣，當時說入就入吧，反正這有現實意義嘛，省得那麼怪異，我不願意太過突兀了。

入黨之後就索性看看黨史相關的書，黨史純粹是越看越好玩。我們小的時候受過這些教育，農民的憶苦思甜，以前飯吃不飽，我們當時立志要拯救生活在美帝國主義中，水深火熱的勞苦民眾。就像現在朝鮮的教育局說，只有我們這裡最幸福，有一本書就叫《我們最幸福：北朝鮮人民的真實生活》。所以我們長大的過程，是被一點點顛覆的過程。

直到 2009 年我才定下來要常住在上海，就在天山路買了一套房。因為在體制內，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就說可能要我在這長待了。因為小孩也大了要念書了，兩個男孩子長期不在我身邊也不好，就決定全家搬到上海了。

我的戶口沒在上海，所以我只能買一套房子，沒有戶口是因為我有一個重要指標不合格，當時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我有兩個兒子，當二兒子出生所有的事前證明不夠的情況下，上海市是不給你的，這類似於一票否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是一票否決的。

我現在也還沒騰出精力想再去試試，因為首先我關注的是我大兒子考大學，考大學不受影響，既然他不受影響，能在上海考大學念書，那對我來說有沒有戶口就無所謂了。

兩個兒子的戶口都沒有在上海，但是上學不受影響，因為我是人才引進的居住證。但是現在不分了，現在就是積分制。

之前考慮到要離兒子的學校近，我們一家人就在閔行租了我朋友的房子，然後把天山的房子租出去，再用收的房租付這邊的房租，還有多出來的，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天山的租客大部分是外國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那一片環境好，在蘇州河的南面，挨著地鐵二號線，交通非常便利，一些外企會給他們的員工住房補貼，他們就會出來租這種房子。

「我骨子裡就挺厭惡這種炒作的」

我 2006 年剛來上海，沒事我就晃蕩到那個售樓處去看一眼，問「現在多少錢？」 ,「一萬七，一套房子三百萬，」 我想他媽的有病啊，這麼貴，因為在廣東那會兒才幾千塊錢。

我是 2008 年在天山買的房子，因為離我單位近，那時候天山已經兩萬了，那房子兩萬買下來后就沒有低於這個價錢過。當時考慮自己不太喜歡上海，說實話，因為我很喜歡廣東的生活，沒打算長期待在這，所以當時買房子只是作為一個且戰且走的策略，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做個小投資，所以就沒奔著大戶型去。

如果我是一個非常執著或者非常敏銳的投機者，剛來上海的時候我是有能力，或者踮著腳尖我是可以參與炒房的。

最早發財的那些人基本都是這樣，因為兩成首付，你可以放五倍槓桿，什麼都可以，因為我骨子裡就挺厭惡這種炒作的，我尤其不喜歡那些中介。我來上海之後基本上就是賣方市場，我雖然知道它是個現實，但是我特別厭惡，因為地產從事者，說白了，骨子裡挺歧視的，他在我面前牛逼呵呵的，那我極其不能容忍，惱怒嘛，我就走了。

當時並沒有限制，我實際上可以買相鄰的兩套房子。我是有能力交兩套房的首期，並且月供兩套房，但可能我的工資供兩套房之後，手裡只剩兩千塊錢了，我肯定能活得下去，但是2000 塊就意味著我沒法喝酒、沒法抽雪茄了，我不會想要過這樣的日子。

我對金錢的追求沒有那麼強烈，日子也能過，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那個樣子？我一直在選擇自己能夠承受的範圍來處置這些東西，我從來沒有孤注一擲、不管不顧的去選擇一個可能承受不了的後果。我也不至於像壓大小一樣惡狠狠的撲上去買把大，等著人家開。假設當時我這麼做了，拿了兩套房，現在回頭去看是賺大了。但是如果當時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我的工作出現了波動，會搞得我很狼狽，很狼狽。所以我不會後悔，因為當時只能做出這樣的決策，我認為是理性的決策。

那個時候買房，覺得房價大趨勢可能還會漲，但一直用房價繼續吹這個氣球來維持經濟體，以後會帶來非常大的危機。你想象一下，如果系統性風險爆了以後，在國內是消耗不了的，絕對消耗不掉，因為這已經成功的把銀行綁進來了，把老百姓也成功的綁進來了。

當它一塌的時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房產空盤，你買一套房子，不但房子沒了，你還無端端的生出負債，這是非常鮮活的例子。1997 年我們在廣東，跟香港那邊的交流太多太多了。 那一波香港多少人被打成赤貧，多少人跳樓。

每個人都是參與者，必然有人買單，我們擔心的也就是很多東西是要我們的孩子去承受。從歷史上講，有流血的權利更迭，皇上換個姓，伴隨的是全國性的大的動蕩、混亂、死亡、流血，財富的再分配，很血腥。但現在可能不會那麼血腥，但是你會承受一個比如說高速發展后的大蕭條，比如說現在的日本。

從宏觀上看，大問題是現在我們國家的發展極度不均衡，資源配備不均衡，地產只是經濟發展的折射。一個這麼幅員遼闊的國家，只有那麼幾個地方是人們願意去的，那你們覺得這意味著什麼？起碼意味著以後在這種地方生存競爭會越發的殘酷。

美國人一生遷徙，會換很多地方，因為美國最北邊的西雅圖，有高科技，微軟、亞馬遜、波音，德州有軍工、火箭，西海岸有矽谷和好萊塢電影產業，東海岸有金融，邁阿密有旅遊度假、迪斯尼。這說明人家很多地方可以生存，很均衡，或者說並不是那麼傾斜，中國？現在但凡有點出息，有點能耐的人， 除了北上廣深 ，你還有選擇嗎？ 你沒有選擇的啊。

「中年危機」

我覺得中年危機現在是推后了，中年危機最嚴重的肯定不是四十歲，或者對於我來說肯定不是，接近五十歲的時候會有些危機。危機來自方方面面，各種焦慮，你的事業也到了天花板了，孩子都長大了，你要操的心也多了。他未來的走向，他的教育，他的性格養成，這些東西都得考慮。

我兒子今年高考了，放完暑假就該上大學了，就在上海。我最焦慮的就是他，我們再往宏觀里講，最焦慮的是整個社會。中國的社會不健康，在這種不健康的環境裡頭，他的成長，他的未來還是挺令人擔心的。

比如說我認為這一塊土地污染非常嚴重，我就不可能在這地方種菜，或者說我即便在那種菜，我做個無良商人賣給別人，我不能自己吃吧，你明白這道理吧？在一個不好的土壤裡頭，你不可能期望它種出優質的產品。

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個我覺得三觀很正的小孩，他如何適應？他可能面臨的就是一些痛苦。比如不公平，制度性的不公平就是你生意做大了之後你必須依附一些權貴。依附權貴這是必須的吧，就像那個「國民老公」一樣，他一直那麼高調露面宣揚著他不正確的價值觀，還得到那麼多人的追捧，那最後他們家可能要遭難，那你說這給人家競爭會傳遞一些什麼東西？

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有一定的不公平，但是至少在西方可能有一個充分的自我選擇的權利，而在這個地方沒有太多選擇。比如說我現在焦慮我兒子讀什麼專業，最好是看他的興趣，但是我家小孩可能家裡人照顧的多，他現在沒有強烈的自我想法。就需要我要幫他去選擇，那我站在哪個視角幫他選？

拋開興趣，那我會找一個我認為未來有發展的，或者說未來不愁生存的專業讓他學。那他能不能學出來，這本身是我的一個焦慮點。學出來之後，想想我每天的工作環境中，在體制內所碰到的這些所有的糟心的事，他是不是以後也會碰到？這些東西他能不能夠去正視，這不都挺令人焦慮的嗎？

我一個好朋友，以前他是開船廠的，他兒子中學就送出去接受美國教育，很獨立的一個小孩。他每年回來就自己訂經濟艙的票，因為我們有朋友在東航，想著這種國際航班那麼遠，那哥們就說，把你兒子信息給我，如果頭等艙沒滿的話，我幫他升到頭等去，不要錢的。他爹跟他說了，但他上飛機就沒去找人家，因為他很不屑這種行為。

我覺得這很好，沒有白在外頭待，像我們？這種便宜不佔王八蛋啊，對不對？這種錢我憑什麼不賺，我不賺也會被一幫狗日的賺了，其實現在中國人就是這種心態。我們身在其中但也知道它很骯髒。那你說這種事情當你有了孩子之後，你焦慮不焦慮，你怎麼教育他，讓他按照一種什麼樣的生存法則去生存。

骨子裡頭我是很鄙視這件事情的，但他要想混得好，那就得跟我的價值觀不一樣，這我太清楚了。那我就得教他投機取巧，去插隊，去給人拍馬屁，對生存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對一個品德和性格來說，我把兒子教成這樣，我心裡是很過意不去的。

我 18 歲和我兒子 18 歲的時候是完全不同了，至少我們那會考上重點大學的比例還是蠻低，自己心中有那種驕傲和所謂的使命感，他們這一代是沒有的，他們很虛無，就像行屍走肉。

我問兒子你想干點啥，他說啥也不想干，就打遊戲。我跟他說「你打遊戲，這他媽的是一個失敗者的選擇啊。」 他理解不了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我說你知道你在這打遊戲，跟三線城市城鄉結合部的殺馬特，你們倆乾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嗎？你在這個城市，在這樣的家庭里，你和人家有什麼區別？他沒回答我，他想不明白這件事。

遊戲，我覺得它就是個精神鴉片，那跟吸毒有啥區別啊？你跟進傳銷組織，或者進一個邪教有啥區別？

他對世界和社會都沒有認識的，他還不知道階層呢。他覺得現在得到的這些事情是天經地義，不付代價的，都是我給他的，而且他同齡人也都這樣，他在上海的中學同學家庭條件都不差。

不像我們小時候，所有同齡人都是一個階層。我們那會最好的一點是「一切皆有可能」，因為那會權貴階層畢竟是一個特別小的圈子。我見的陰暗面少，我成長的環境也相對純潔，在學校里大家較勁的都是學習好不好，至少我們沒有比誰家更有錢。我們小時候鄙視金錢，我們很講義氣的，我兜里有十塊錢，我們三個人最後一起花了。我們就是那樣成長的。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小孩從小他們的階級已經形成了，他們的圈子也固化了，什麼樣家境的孩子跟什麼樣家境的孩子玩，富二代跟富二代玩。有一些人相對浮躁，就會踮著腳尖去做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也看到過很多因為這樣摔跟頭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說這事不值得焦慮嗎?

我覺得這種焦慮跟我的成長，跟我從小受的教育有關，總覺得做任何事情總要有個意義。但我兒子問為什麼生活要有意義？我說人的頭不由你自己做主，尾也不由你做主，中間這個過程很重要，你總要讓它過得有意思，精彩，趣味一點。至少我覺得你不要像一個行屍走肉一樣，至少你要清楚這件事情，明白了你可能會覺得人很渺小，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也總比你像傻子一樣好。萬一攤上事了呢，你也得知道是怎麼回事。

總的來說其實我是對這個國家信心不足，現在的社會及其不健康，起碼在現階段看，我們還看不到一個光明的未來。腦袋聰明的，精英們都走了，去國外了，就這樣一茬一茬的把最好的颳走，這個地方剩下的是什麼呢？這才是大焦慮啊。

「你只要還在這個土地上，人人都逃不過去」

我們這一代人趕上了思想開放的末班車。我們從小是被洗腦的那一撥，我們趕上過很好的日子，趕上過思想上最開放的時代。那會兒沒什麼禁忌，我們什麼都會談，什麼都可以說。

我們有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我們認為自己是未來的頂樑柱，以建設美好國家為己任，憂國憂民。還會為這種事情傷腦子，還會去想一想我希望國家怎麼辦，去思考政治制度。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從建國 1949 年開始，一開始衝擊的是一些社會精英，包括地主、富農，資本家，知識分子，衝擊到 1966 年。1966 年到 1976 年這段時間全民被衝擊，被壓制，生活在恐懼之中。1976 年後，1978 年到 1989 年這十年時間，是在強烈壓力下突然的釋放，釋放之後會有很多很多空間。你看我們那會兒上學，不管你是不是真懂，起碼大家都會去翻翻哲學、政治以及歷史方面的書。

我記得我買了一大堆什麼叔本華、薩特、尼採的書。我買這些書不一定看得懂，我翻了翻看睡著了，但這是個氛圍，你知道吧？那會兒我們集體的記憶是我們都看過一個電視劇叫做《河殤》，很出名，那是對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挺深刻的反思。我們這些中國人的奴性，就是現在的二元社會，有個主子，在底下當奴才，奴才實在當不成了，反正要去做主子，也只有這兩個。

大學里政治老師上課，在的大階梯教室里。大學不都有大學政治課本嘛，他說：「後來的同學去把後門鎖上」，他把前門一關，說「今天咱們不說這個」，他就講西方的民主。那會大學里氛圍特別開放，我們還是個理工類學校，全是一幫理科男。

其實你說我們的思想能有多成熟不可能，因為沒受過系統的教育和訓練，只是有一個關心這個國家未來走勢的一個心。現在八零、九零后根本找不到這種。這種關心來自哪裡？我們從小受我黨的教育，政治活動我們都沒落下，我從小學一年級入學，歸屬於某一個組織了后，我們就遊行，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們去遊行，打倒「四人幫」我們去遊行，我們充分參與到每一件國事里去了。

我爺爺他們那一輩人為了這個事付出的代價太慘痛，太慘痛了，讀了真實的共和國史之後你仔細去捉摸和想象，那真是震撼極了。老毛任上 1949 年以後，有數據說是 6000 萬人口非正常死亡，你想象一下多麼可怕。土改一件事情打土豪、分田地，殺了 200 萬人，200 萬人可能就是一個小國家的人口，這多麼可怕。都是精英聰明人，有知識，吃苦耐勞才會攢下這些家業，那些盲流最後把他們合法的搶了，很邪惡。

全國那種情景，人都癲狂了。你說稍微有點心智的人，當時有我們這樣知識面的可能比例太小，但你想象一下，旁邊都是一群瘋狗一樣的人，跟打了雞血一樣跟你說「你是什麼樣，你是什麼樣」的感受。想象一下那些知識分子是生活在什麼樣的恐懼中才會自殺，就像老舍，多麼樂觀、多麼詼諧，就住在這前面的傅雷，什麼樣的恐懼和絕望他們才會自殺，這事情難以想象，沒有人去清算。

現在價值觀的引導變了。你不需要開口，你不能有政治訴求，你不能有宗教訴求。隨著科技手段先進了之後，它的控制會越發的嚴格，越發的有效。那人的精力往哪宣洩呢？為什麼說一個社會是墮落的社會，就像古羅馬為什麼最終墮落了，其實是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在西方才有宗教作為一個社會穩定的維繫。世俗的政府去管理日常，在精神領域有東西去填充。

在中國精神領域是沒有填充的，所以大家都在找各種組織，一個群、一個愛好都能成為一個組織。這個事情在國外沒有那麼嚴重，它一定是發燒級的朋友才會混圈子，就是你愛這樣東西到了某種層級才會有圈子，但我們不是，我們初入門檻就要去混圈子。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各種聚會、各種湊在一起，大家都挺空虛的。你看現在小學同學都經常聚會，大家一定要找一些東西把我們維繫在一起，小學同學其實大家可能社會階層和視野都不一樣了，但就是要湊在一起。他找出那一點點激動來都好了，其實這是一個社會很腐爛的體現。

我同齡的有些人就徹底迴避這些事，不去思考，不去想，我過我的日子。比如說我有個同宿舍的兄弟，他是外企里的中堅力量，還有同學在科技公司做項目經理，從來不關心這件事。這裡面有很大的危機，我們歷史上也有過這樣的時代，紙醉金迷的時代，所有人什麼都不想，最後只會遇到更大的災難，並不能躲過。

歷史一直循環往複，一個循環兩三百年，你要知道我們的循環都是流血的，以死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為代價的，你只要還在這個土地上，人人都逃不過去。

作圖：林玉堯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鄭逸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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