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各地紛紛加入人才搶奪戰，用戶口、補貼、住房等好處去吸引人才。先是成都、南京、武漢、西安、濟南、長沙、東莞、珠海等准一線城市與二線城市，隨後，北上廣深也加入戰團。和以往各大城市對人才的爭奪主要集中在院士、長江學者或博士等高層次人才上不同，現在的人才爭奪戰已經擴展到本科畢業生，甚至技術工人。
――在南京，40歲以下本科畢業生即可落戶，外地畢業生到南京面試就發放1000元補貼，青年大學生2018年1月1日後在南京實現首次創業，領取營業執照，即給予一次性2000元的開業補貼；
――在武漢，實行大學生「零門檻」落戶，並推行「社區公共戶」、「人才住房券」等制度；
――成都則推出「先落戶后就業」，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畢業證即可落戶，同一用人單位工作2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憑單位推薦、部門認定辦理落戶手續。
這些政策似乎很有效。日前，西安市官方微博發布一組數據顯示，3月22日至25日4天時間裡西安共遷入落戶人口近1.7萬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學歷445人、本科學歷6559人。截至目前，2018年開年不到3個月時間，西安遷入人口已達到21萬，接近去年全年遷入人口25萬的總量。
西安市公安局誓師「人才人口」爭奪戰智聯招聘的數據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搶人政策。根據智聯招聘2018、2017年春季招聘的數據，部分准一線和二線城市的人才吸引力確有明顯提升。比如在全國37個主要城市中，成都的競爭指數由去年的第三名上升到第二名，超過深圳。此外，瀋陽、西安、天津、大連、重慶等城市的對人才的吸引力仍居高不下。而同樣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18年春季白領跳槽指數調研報告》，經濟發展強勁「新一線城市」是白領最偏愛的跳槽目的地。2018年跳槽時，有33.2%的白領選擇新一線城市，超越傳統一線城市的32.7%。
那麼，這是人才爭奪戰發揮作用了嗎？繼一線城市后，准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成為人才的下一個聚集地了嗎？
關於城市人口遷徙，有一個著名的ZIPF法則，該法則認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城市人口與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間存在簡單的相關關係。一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數量為第二大城市人口數量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數量的三倍，以此類推，為第N大城市人口數量的N倍，即城市人口對數值與其秩排名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係。
圖源：騰訊新聞《財看見》欄目數據但是，中國的情況還有所不同。
第一，中國有戶籍制度。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一線大城市都實行了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即便有居住證，在子女入學等問題上，仍舊低戶籍人群一等。
第二，ZIPF法則還有一條補充規則，那就是隨著國家人口規模的擴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會因國家總人口增加導致的城市數量增加而降低。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會減少。這是因人口變多 ，能夠維持規模效應的城市變多，同時，距離變大，首位城市雖然有吸引力，但離家鄉太遠，人們不願意去。也就是說或，對於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更多的地區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規律的。這些城市會分掉特大城市的人口。
ZIPF法則，是從人口數量上預測、判斷一個城市應有的人口規模。人口聚集帶來規模效應，規模效應與經濟又息息相關，規模效應會提到單個人的產出。從這個角度，ZIPF法則的硬幣的另一面，是影響人口流動，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人均GDP。
人均GDP，就是每一個人一年內的產出值，這與個體在一個地區的發展收入、機會息息相關。真正促使人流動，衡量人口與經濟分佈是否均衡的指標，不是總量指標，而是人均GDP。如果一個區域具有發展規模經濟的效益，那麼可以通過發展GDP、增加總量來提高人均。但對於受限於某種因素，比如氣候、水源的地區來說，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直到人口減少導致人均GDP上升到全國平均水平。比如，東北地區，受限於氣候，人口外流，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美國是一個人口自由流動的國家，國土面積與中國差不多，也很大。美國為例，各州的人口與GDP相差極大，分佈極不均衡，但人口與GPD兩者之間的分佈卻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說，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當然，這裡是州的概念，而不是城市，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人均GDP肯定更高，也是美國的小鎮青年的尋夢之地。
把規律性的東西說完了，再來看各地搶人的行為，以及人們的選擇，就不難發現，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經濟規律，政府搶人的政策，雖然也能發揮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出於其行政規律內生的邏輯。
首先，一線城市因為更發達的經濟，更大的人均GDP，仍然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在各地搶人行動中，北京、上海本身就有吸引外來人口流入的天然優勢，一般不會出台普惠性的人才引進政策，反而會通過戶籍制度進行條件篩選，北入局爭搶高端人才，控制落戶人群質量。畢竟，北上廣深的人均GDP仍有優勢，其產業聚集效應、規模效應也更大。
其次，人均GDP仍然是最重要的影響人們選擇的因素。2016年上海人均GDP達11.4萬元，北京為11.5萬元，廣州與深圳更高一些，分別為14.5萬元與16.4萬元。同為萬億GDP的城市，蘇州、長沙、武漢、杭州也差不多在這個數量級。但相比之下，成都的人均GDP是8.3萬元，西安是6.7萬元，重慶僅為5.82萬元。所以，之所以准一線城市，越來越具有競爭力，根本原因是當地的人均GDP已經接近北上廣深。
而成都、西安因為遠離中國東部地區城市群，所以，即便人均GDP稍低，也能對周邊人口形成較大的吸引力。這是ZIPF法則中補充規則發揮作用的地方。
再次，政府的搶人政策，從好處來講，僅僅只是最後一根稻草。
以鄭州為例，其向高校畢業生提出普惠性支持政策，比如專科以上學歷人員可落戶鄭州，可買房；對新引進落戶的博士、35歲以下的碩士、本科和預備技師（技師），三年內按每人每月1500元、1000元、500元的標準發放生活補貼。對博士來說，3年5萬塊錢。此外，還對符合上述條件的博士、碩士和「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本科生給首次購房補貼，分別為10萬元、5萬元、2萬元。根據這個標準，一個博士，一共可以拿15萬。
長期來說，甚至就3年來說，這15萬的收入，對博士而言，並不算多，即會改變選擇，最多也是「最後一根稻草」。杭州也有類似政策，2017年，杭州發布《杭州市新引進應屆高學歷畢業生生活補貼發放實施辦法》，落戶補貼僅適用於應屆的碩士、博士，分別為2萬、3萬元，使得引進的人才第一份工作就落在杭州。這個錢相比鄭州就更少了。
但是，政府的搶人政策，自有其邏輯。短期人口遷入，一種可能是，並不能長期留下了，最終還是會去到人均GDP更高的地方。但也存在一種可能，通過政府干預，集聚人才，做大一地的人均GDP。從而實現地區中心城市的目標。所以，政府總得點什麼。
而且，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迅速發展，張五常給出的一個解釋是：縣域競爭。即在上級考核指標的促使下，地區政府相互進行GDP競爭，從而促進提升公共服務與當地經濟。一地做了，就給另一地跟進提供了合理性與合法性，從部門角度看，這又是一個增加預算、增加權力的事情，所以自然會跟進。哪怕當地並未引進人才的壓力，也會在相比比較中採取跟隨性行動。
所以，各地的人才爭奪戰，對中國人才的流動趨勢影響不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