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是一個興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歐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頭其實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紀。相比於與收入水平掛鈎的、“有條件”的社會福利，它提倡國家為公民提供“無條件的”基本收入——不論貧富、年齡、性別、健康與否，全體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數額的基本收入。過去，它一直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構想；隨着發達國家紛紛面臨后工業轉型，勞動者的工作形態也將發生巨大改變，“無條件基本收入”作為在社會保障層面應對自動化時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硅谷，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領袖多次為UBI背書；在歐洲，“無條件基本收入”已經進入多個黨派的綱領，並在瑞士引發了公投、在芬蘭上馬了實驗；在印度，“無條件基本收入”實現了它在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落地。在這個系列報道中，從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實驗參與者，我們嘗試為你呈現這一浪潮的不同側面。
尤哈（Juha Järvinen）一家，居住在芬蘭西部小鎮Kurikka近郊的一灣森林裡。這裡鄰近北極圈，在天亮得很晚的冬日清晨，尤哈也會很早起身，為剛值完夜班的護士妻子燒一頓簡實的早飯，然後叫醒熟睡的六個孩子、再把其中五個送上學校巴士。待妻子睡下，尤哈便捎上未滿學齡的小兒子，鑽到院子另一頭的工作室里呆上一整天。那個小天地里活躍着他的藝術細胞和手工天分。在與我們見面的前一周，他剛以近千美元的價格售出了一隻自製的薩滿木鼓。他還從Airbnb的模式中獲得靈感，正考慮把工作室擴展成一個專供藝術家們旅居創作的地方，並取名為“Artbnb”。
“兩年以前，我還無法想象這一切。”尤哈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一邊把柴火塞到燒得正旺的壁爐里，“無條件的基本收入讓我重新變成了一個自由的人。”
38歲的尤哈是一位獨立藝術創作者，也是一位長達六年的失業金領取者。和很多長期失業者一樣，他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身陷“高福利的貧窮陷阱”——福利國家的制度設計規定了政府補貼要與個人收入掛鈎，勞動收入增加時補貼會相應下降、而勞動所得又需課稅，於是導致了有些低收入者“工作后還不如靠補貼生活”的怪象。大量勞動人口因此不願進入就業市場、而是長期單純靠政府救濟生活。北歐幾國均受此困擾，在芬蘭，這個數字是175萬人，佔總勞動人口的10%。
在“渴望重新開始工作”和“擔憂工作後福利減少”之間徘徊了多年的尤哈，感覺自己像是一隻“困獸”。轉機出現在2016年11月，一封從赫爾辛基寄來的信打破了這種進退兩難。芬蘭政府決定開展一項為期兩年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簡稱UBI）實驗，從175萬長期失業者中隨機抽取2000人，每月無條件發放560歐元（約4400元人民幣），檢測是否會提高勞動參與率。尤哈，就是被選中的2000人之一。
從2017年1月開始，尤哈便擁有了一個更為人所知的身份：芬蘭UBI實驗的被試者。芬蘭是第一個開始此項實驗的歐洲國家，過去一年裡，抱着對UBI的興趣而登門的國內外媒體絡繹不絕。大家隱隱感到，尤哈作為“小白鼠”參與的這個社會實驗，很有可能將重塑整個西方的未來。
推入台前：芬蘭緣何首個落地？
國家無條件給公民發錢，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一種社會主義式的烏托邦構想。反對者批評它違反常識：理念層面，如果不管工作與否都能享受同樣的收入，這不僅有違公平、也將給“懶人們”提供更多不勞而獲的激勵；實踐層面，“全民皆有”的設計可能產生比現有福利制度高得多的賬單，錢從哪來仍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支持者則堅稱，現代社會中已經存在大量沒有工資但極其重要的工作（如家庭主婦），收入本就不是衡量貢獻的唯一標準；更何況，即將到來的自動化時代很有可能會取代掉大部分現有工作，社會保障層面該如何應對，UBI是目前可見的最好方式。
“何不先做一個小規模的實驗？”芬蘭總理辦公室專責UBI實驗的高級顧問卡納瓦（Markus Kanerva）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UBI討論雖然近年來甚囂塵上，但始終只停在哲學爭辯和數理計算的層面，一直缺乏實證的數據。雖然在法國、荷蘭等地也有政客提出過要通過實驗來試水UBI，但卻是在芬蘭實現了首次真正落地。“芬蘭的福利傳統相對穩健，除此之外你不能忽視，芬蘭擁有可能是全歐洲最濃厚的實驗文化。”卡納瓦表示，他還創立了一家頗受歡迎的網站，長期專門搜集各種新鮮的社會實驗想法。
民意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基礎。“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UBI在芬蘭變成了社會共識的一部分。” UBI倡議人士樂托（Otto Lehto）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曾擔任“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簡稱BIEN）的芬蘭分部協調人。成立於上世紀80年代的BIEN致力於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廣UBI理念，曾成功推動了2016年瑞士關於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公投，儘管那次公投以失敗告終。在芬蘭，BIEN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來動員民意，才最終讓UBI出現在了政府議程之中。樂托表示，儘管芬蘭是世界上最早討論UBI的國家之一，但也是最近幾年才達到“大街上的每個人都知道UBI是什麼”。一份2015年9月的調查顯示，69%的芬蘭公民支持UBI。
而在社會保障專家、實驗設計者之一西拉莫（Heikki Tuomas Hiilamo）看來，UBI實驗在芬蘭的開展有着現實的偶然性。“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是中間黨（centre party）在2015年贏下了芬蘭議會選舉。”西拉莫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中間黨是光譜上的中右翼政黨，選民基本盤是芬蘭農民。“農民的收入本來就不是像工人那樣跟雇傭關係掛鈎，他們從現有的福利制度中獲益較少，所以強調UBI天然受到農民擁戴。”西拉莫說，“勝選的西皮萊（Juha Sipilä）本人也希望自己可以看起來’進步’（progressive）一點。”
西皮萊是中間黨黨魁，從2015年擔任芬蘭總理至今，開展UBI實驗是他的核心競選綱領之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在上台後即刻宣布要開展UBI實驗，並通過一次公開競標選定了組織實驗的機構——芬蘭社會保險機構（簡稱Kela）。此前，Kela的主要職責便是向失業人口發放救濟金、審核補貼資格、提供就業相關的培訓。“別忘了，這畢竟是個實驗。”全程參與了實驗設計的西拉莫說，“Kela擁有完整的失業人口數據庫，對設計實驗的科學家們來說這太重要了。”
方案初定：免費的錢會否讓人變懶？
UBI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福利、稅收、保險、物價等等，牽一髮而動全身。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展開一個有建設意義的社會實驗，測什麼、怎麼測、多少人、每人多少錢，都變成了需要精密計算、錙銖取捨的問題。
對芬蘭政府來說，實驗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很清晰：擁有基本收入是否會對長期失業者重回勞動市場有積極影響？長期失業者是指最近一次失業達到兩年以上的勞動人口，這佔據了芬蘭勞動人口10%的長期失業者是多屆政府的“燙手山芋”。一方面，福利設計導致一些低收入者工作以後還不如完全靠政府補貼，因此缺乏重返工作的經濟動力；另一方面，多項研究已經顯示，長期失業者將在職場上面臨比短期失業者多得多的挑戰，“想回但回不去”。在經濟危機、老齡化社會加劇的背景下，如何提供足夠的激勵讓長期失業者重回勞動市場，成為了歷屆芬蘭政府的心頭之痛。
“工作后不會失去原有的補貼，這能夠打消長期失業者重返職場的顧慮。”圍繞着這個假設，政府派出的UBI小組與Kela一起做了可行性調查，並在多個實驗模型中最終定下了一個：從Kela的長期失業者數據庫中，在全國範圍內隨機選擇2000人，年齡在26-66歲之間；芬蘭政府斥資2000萬歐元（約1億5千萬人民幣），每人每月無條件發放560歐元，為期兩年，無需納稅，除失業金外的其他福利（如生育補貼等）不受影響。為了保證被選中的人都能參與實驗，芬蘭憲法委員會甚至還專門通過了一部UBI實驗法，將參與實驗變成了公民的法定義務。
“不一定所有被選中的人都心甘情願參與這個實驗。”尤哈這樣表示，“我原來的失業金是每月640歐元，在芬蘭那隻能讓你滿足最最基本的生活。參加UBI實驗後補貼看起來是變少了，但我仍然很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再有別的工作而不擔心失去原有的補貼。”
在參與實驗的一年多時間裡，尤哈先後開始了木鼓工藝、視頻製作等多項生意，收入成倍增長。在許多媒體看來，尤哈的現身說法似乎駁斥了一些UBI反對者的論調：“無條件的收入會讓人變懶。”
但在卡納瓦看來，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距離實驗結束的2018年12月仍有數月。在兩年實驗期內政府不與被試者有任何聯繫，這是Kela在設計實驗之初就定下的規則，意在不給被試者任何外在的干擾、從而保證實驗數據的純潔性。實驗效果的評估將由Kela的專家組在實驗結束后通過訪談被試者來進行。
出於保護隱私、降低實驗干擾的目的，Kela還拒絕對媒體透露任何關於被試者的信息。作為為數不多幾個能被公開找到的UBI被試者，最先在社交媒體上“火起來”的尤哈因此成為了記者們爭先訪問的對象。“尤哈的故事有多大代表性，我們不得而知。”卡納瓦透露，在2000位被試者中，目前接受過媒體採訪的人不超過10個，大多數的被試者仍處在公共視野之外。
爭議不斷：倉促施行、預算不足
正如UBI的理念一出世便爭議不斷，伴隨着芬蘭UBI實驗的爭議也從未停止。在芬蘭國內，對於實驗的批評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不夠多樣化的被試群體、缺乏社群效應以及缺乏與稅收相關的調整。
該實驗被試的群體均為長期失業者、沒有包含低收入者——這在芬蘭左翼聯盟黨顧問科夫拉科索（Dan Koivulaakso）看來，“結果是非常可預測的，根本沒必要用實驗來證明。”科夫拉科索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即使他們最後都回到了勞動市場，也沒法說明太多問題。”而更需要被檢測的，則是UBI對於低收入者勞動意願的影響：如果這些人獲得了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是否會選擇退出勞動市場？左翼聯盟黨（Left Alliance）在芬蘭議會中擁有16席，以倡導國家對福利、教育的投入為主要綱領。
而全國範圍內隨機挑選的被試者們之間彼此沒有聯繫，無法檢測社群效應，這在不少學者看來也將讓實驗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鄰居或者家人也同樣享有UBI，對人的決策會有很大影響。但現在被試者們更像是一個個孤島。從純研究的角度來說，隨機挑選是很好的。但我們總還是希望能看到關於UBI整體效應的全景，因為它的實踐最終將是在社群中發生。”西拉莫表示。
而最嚴厲的批評恐怕要來自稅務專家。UBI的賬單最終需要納稅人來買單，因此UBI如能真正實行一定也伴隨着相關稅收政策的調整，但目前的實驗中完全沒有涉及到稅收調整，沒法檢測在擁有UBI、但收入稅增加的情況下人們的勞動意願，也沒法為經濟學家提供更多關於稅收與供求彈性的數據。“理念上大多數人都覺得這是個好主意，但只要想到自己需要付更多的稅來支持這個系統，很多人就會不情願了。”卡納瓦表示。
參與了UBI實驗可行性調查的Kela前研究員普卡（Ville-Veikko Pulkka）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上述問題在2016年的調查報告中其實都有呈現。但在最終實行時，由於時間的倉促（政府急於讓實驗在2017年初上馬）、預算的不足（2000萬歐元已是財務上限、還需Kela補齊剩餘部分），報告給出的許多建議都沒有被採納。對於之後能否再有延展實驗，普卡感到不太樂觀，預算是主要的考慮。同時，將於2019年4月舉行的下一屆芬蘭議會選舉目前也尚未明朗，選舉結果無疑將會影響後續的實驗。
而在國際上，更加針鋒相對的批評來自於左翼學者和UBI運動者們。哲學家范·帕里斯（Phillippe van Parijs）認為，雖然實驗落地是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實驗設計中充斥着的功利主義與真正的UBI理念背道而馳。范·帕里斯是UBI理念的奠基人之一，在成名之作《A Real Freedom for All》中，他堅定地認為人們應該有選擇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的自由，而UBI的目的之一是讓人能夠逐漸實現那樣的自由。
轉型之殤：福利國家的輓歌
芬蘭政府以降低失業率為目標而開展的UBI實驗，與左翼學者們“為了人的真正自由”而倡導的UBI，似乎並不完全是同一件事。在西拉莫看來，這二者之間的分歧正好反映了這場實驗的本質：它是在為北歐現有的福利制度尋找修補的可能，而並非是在探索一種全新的分配方式。倉促施行的實驗背後，正是遭遇了經濟危機的北歐福利國家不得不轉型的現實。
福利國家需要轉型的呼聲由來已久，甚至已經成為了左右翼黨派的共識。UBI實驗在芬蘭同時獲得了來自左右翼的支持：右翼黨派抱怨它制度成本太高，龐大的機構工作人員每年要耗費許多行政成本，“一刀切”的UBI可以提高效率、節省開支；左翼黨派則批評它並沒有幫助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補貼的名目繁多常讓許多窮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符合哪項，而申請的複雜冗長在讓人望而生畏的同時、還常讓受助對象尊嚴掃地。西拉莫認為，這其實側面反映了當前福利制度的“左右不討好”，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但更現實的轉型動力，恐怕還是來自於過去十年間的兩次經濟危機。一直以來，北歐模式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一點是，即使在經濟危機中它似乎也能表現穩健。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們完全不受影響。北歐諸國中，經濟相對缺乏韌性的芬蘭便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1年歐債危機的雙重衝擊，並在2012至2014年期間陷入嚴重衰退，至今仍未完全恢復，而首當其衝的便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
西拉莫指出，芬蘭的高福利是以高稅收為支撐的，有大量基於雇傭關係的納稅人付錢是系統運轉的前提。當太多人被放逐在納稅系統之外、經濟又遇到下行時，福利國家便會很吃力。芬蘭政府於是希望，可以通過修復傳統福利系統中的漏洞來鼓勵人們重回就業市場、從而增加稅收收入。UBI實驗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引入的。
反觀近年來國際上的UBI討論，卻與芬蘭的實驗之間存在着不小的鴻溝。來自硅谷一派的聲音——也是當前的主流聲音——完全是將UBI放在應對自動化時代的框架下來看的，要為“機器人取代了人類工作”的社會做準備。所以人們拚命想為UBI的財政來源找到一些新靈感：增加資本稅、調整知識產權稅、甚至是創設機器人稅。但不管怎樣，都不太可能會延用現有的、以人類勞動為支撐的勞動所得稅。
然而芬蘭的實驗基本還是延續了”勞動所得稅來支付福利系統”的思路，並沒有太多提及自動化經濟的面向。在西拉莫看來，這不僅是迫於國內改革壓力而導致的短視，也是繼諾基亞衰落之後，芬蘭在過去十餘年裡逐漸跌落出世界高科技前沿的表現。
“可以說，芬蘭的UBI實驗不僅一點也不‘烏托邦’，它甚至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西拉莫表示，“芬蘭UBI實驗的終極目的是，更多的稅收收入；而UBI的終極理念則是，希望人們能夠擁有更多的自由。”
對於像尤哈一樣的被試者來說，為期兩年的實驗將在八個月後終止。那之後，實驗人員將對他們的生活狀況進行長達十年的跟蹤記錄。尤哈表示自己並不擔心實驗的結束，因為現在生意進行得還不錯。對他來說，不管實驗的終極目的是什麼，他自己已經通過實驗找到了通往自由生活的大門。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王磬發自赫爾辛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