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奈傑爾・克利夫
翻譯/陸大鵬
冷戰結束了還沒多少年，又捲土重來，讓我們在烏雲滾滾的天空下戰慄。這一次，有人在英國境內運用不明裝置釋放了一種蘇聯時代的武器級神經毒劑。媒體上到處是約翰・勒卡雷的《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節選，讓那些年紀輕、不記得冷戰的人心驚膽戰。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一次有人在歐洲土地上使用化學武器。人們為之憤慨，也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態度。聽天由命的消極喪氣，讓大家的震驚顯得不是那麼厲害。這真是非常有冷戰風格。我們不得不提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冷戰真的結束了嗎，或者蘇聯解體之後喜氣洋洋的日子僅僅是西方與俄羅斯不可救藥的惡劣關係的短暫插曲？今天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何去何從？
雙面間諜與毒藥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傳奇的最新一幕，在索爾茲伯里上演。這是英格蘭西南部一個富足安逸的城鎮。索爾茲伯里最有名的一點，就是約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最偉大畫作里的景象：宏偉大教堂的尖頂高聳於靜謐的草地之上，大教堂周圍簇擁著磚石和半木製結構的房屋，它們沿著蜿蜒曲折的小巷雜亂地坐落著，歲月給了它們一種古色古香。
索爾茲伯里是退休之後安享晚年的好去處，在這裡不會發生驚心動魄的事情。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前俄羅斯軍事情報官員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斯克里帕爾（Sergei Viktorovich Skripal）才來這裡生活。多年來，斯克里帕爾是雙面間諜，為英國工作，據說揭露了數百名俄羅斯間諜的偽裝。他於2006年被俄羅斯逮捕，被判犯有叛國罪。四年後，在一次間諜交換中，他重獲自由。有不少俄羅斯人在英國流亡，他們的死亡會引起懷疑。但和這些人不一樣，斯克里帕爾按理說已經安全退出江湖了。
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斯克里帕爾3月4日，斯克里帕爾和女兒尤利婭安然地消遣一個典型的索爾茲伯里星期日下午。他們把自己的紅色寶馬車停在一家超市停車場的頂層，逛了一家鄉村風格的酒吧，在義大利連鎖餐廳「琪琪」（Zizzi）的當地分店用餐。吃完不到一個小時候之後，有人發現他們躺在附近一條長椅上，不省人事，趕緊將他們送到醫院。到現場調查的一名警察和十幾名過路人也被送到醫院。斯克里帕爾父女生命垂危，警察的狀況雖然嚴重但已經穩定。其他人則很快出院，醫生提醒他們要清洗身上的衣服和物品。
襲擊斯克里帕爾父女的神經毒劑屬於諾維喬克（Novichok）系列，蘇聯人在70年代研發了該系列，它的特點就是難以察覺。所以，若不是俄羅斯科學家自己公布消息，外界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傷害斯克里帕爾父女的是諾維喬克毒劑。索爾茲伯里附近的波頓唐（Porton Down）軍工實驗室準確判斷了毒劑的種類。俄國駐歐盟大使喜滋滋地指出，波頓唐軍工實驗室恰恰就是英國人自己研發化學武器的地方，包括臭名昭著但殺傷力較低的VX神經毒劑。
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斯克里帕爾根據《化學武器公約》，所有此類武器都被禁止。俄羅斯否認擁有任何化學武器。但既然諾維喬克毒劑除了俄羅斯沒有別的來源，線索指向了克里姆林宮。
普京總統可能是覺得，英國首相梅的地位太虛弱，她頂多只敢象徵性地抗議一下。但事實上，說不定恰恰因為梅太虛弱，才偏偏要在此事上表現得強勢。英國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脫歐之後正在四面觀察，判斷自己的未來在哪個方向。所以英國特別需要表現得強勢而堅定。3月14日，英國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報復措施，包括驅逐二十三名被認為是「秘密情報人員」的俄羅斯外交官。
克里姆林宮用經典的冷戰風格以牙還牙，驅逐了同樣數量的英國外交官，併火上澆油，關閉了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一個文化組織）在俄羅斯的分支。以牙還牙的爭鬥無疑還會繼續，但英國未來的選擇很有限。英國的美國盟友特朗普總統令人難以捉摸，他對俄羅斯的態度是當前最難揣測的事情之一。而在歐洲，英國脫歐造成的摩擦也讓歐盟各國對英國有所疏遠。
俄羅斯不會承認自己對索爾茲伯里襲擊有責任，而普京獲得連任，還要繼續當六年總統，所以英國人等不及俄羅斯發生政權更迭。不管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影響力萎縮了多少，不管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多少，上述局面在短期內還不會變化。
除了索爾茲伯里旖旎的環境之外，此案與2006年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被殺一案很相似。利特維年科是俄羅斯變節者，對克里姆林宮持批評態度，他在倫敦市中心的Itsu壽司店被人用放射性的茶毒死。我常到那家店吃午飯。這兩次襲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毒物的選擇非常新穎。在2006年的案子里，兇手用的是罕見的釙-210。兩起襲擊的執行都很馬虎，彷彿刺客並不是很在乎被發現。畢竟，要殺人完全可以用更簡單也更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在公共場合用可以被追蹤的神經毒劑來殺人。
和十二年前一樣，這次也湧現了很多陰謀論。俄羅斯大選就在謀殺案的不久之後，所以這起刺殺是為了向俄羅斯國內誇耀嗎？這是不是一種愛國主義的展示，讓老百姓知道，叛國者不管在哪裡，不管有沒有經過交換，都是死路一條？這種說法與普京的立場吻合，他認為俄羅斯的宿敵在包圍俄羅斯，企圖將它圍困起來，所以俄羅斯必須做出嚴厲的回應，而無需理睬國際法。
普京克里姆林宮自己提出了一種陰謀論：是英國人炮製此案來誣陷俄羅斯，也許是要抹黑俄羅斯，破壞今年的世界盃。在聯合國安理會，俄羅斯大使瓦西里・涅邊賈（Vasily Nebenzya）厚顏無恥地把英國調查者比作雷斯垂德探長，即阿瑟・柯南・道爾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小說里笨手笨腳的警探。這不禁讓人發問，在此案中，俄羅斯人扮演的什麼角色，難道是莫里亞蒂教授嗎，就是福爾摩斯所說的「犯罪屆的拿破崙」？
在英國人眼中，俄羅斯人否認責任時的得意奸笑和挖苦諷刺，恰恰讓人想起黑手黨。他們自以為超脫於法律之上，還擠眉弄眼地假裝自己是正派市民。俄羅斯人的這種態度，最能激怒一個感到自己受了委屈的民族。這也許就是俄羅斯人的目的：激怒英國人。
社交媒體上傳播著形形色色的理論，我們身處言辭的「鏡廳」，每一個影像都越來越扭曲，並不斷出現新的扭曲影像。媒介是新的，但其中所用的策略都是冷戰時代的老把戲。而在討論犯罪時間線和化學圖表的媒體新聞里，我們能感到，大家似乎對驚險刺激的冷戰有一種懷舊。
在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里，冷戰似乎是一個更簡單的時代：共產黨與資本家、壞人與好人、他們和我們。這樣的二元對立能夠造就精彩的懸疑小說和動作電影，讓我們站在英雄那邊。但冷戰也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最糟糕的時代，一種不是那麼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也能生存。
我前不久寫的書《莫斯科之夜》講的是一位名叫范・克萊本（Van Cliburn）的年輕美國鋼琴家和他在冷戰中扮演的角色。克萊本於30和40年代在得克薩斯州一座小鎮長大，身材瘦高，蜷曲的金髮很蓬亂，彈起鋼琴出神入化。他從母親那裡學鋼琴，而她的老師是俄國浪漫派鋼琴藝術的一位主要倡導者。從母親學鋼琴到兒子學鋼琴這段時間，恰好就是俄國革命和斯大林統治的時期。但這個地地道道的美國男孩成長為俄國音樂和文化的愛慕者。
1958年，二十三歲的克萊本來到莫斯科，參加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大賽。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城市，他激動不已。在機場，他請接待他的人帶他直接去紅場。他下了政府的公車，靜靜地站在紅場。在雪花和燈光之中，曾經給了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瑪尼諾夫靈感的景觀和聲響令他心潮澎湃。
克萊本的夢想從來不會止步不前。大賽本來已經內定讓一位蘇聯參賽者獲得冠軍，但克萊本的表現出類拔萃，他的俄國粉絲如痴如醉，讓他橫掃千軍，拔得頭籌。全世界的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登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以及克萊本被尼基塔・赫魯曉夫熊抱的照片。精明的蘇聯總書記巧妙地把令人尷尬的失敗轉化成一場宣傳勝利。
范・克萊本美國人把克萊本視為冷戰英雄，熱情歡迎他回國，在紐約為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遊行慶祝活動。但對俄國人來說，他也是一位英雄。在隨後的歲月里，雖然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和蘇聯克格勃的監視，他與赫魯曉夫和好幾位美國總統都保持著友誼。但最了不起的是，一直到他晚年，千百萬俄國人對他的熱愛沒有絲毫衰減。我在莫斯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甚至在他去世之後，俄國人仍然愛他。
美國和蘇聯兩國政府是不共戴天之敵，而兩國人民可以同時喜愛克萊本。不過他不僅僅是這種愛的象徵。他簡直就是這種愛的最震撼人心的化身。他是美國愛國者，投票給共和黨，但畢其一生始終誠摯地表示，他對俄國有一種歸屬感。
克萊本不是一位非常有創新冒險精神的音樂家。很多年裡，他承受巨大壓力去展現自己最精彩的一面，演奏同一批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諾夫協奏曲。最後他的能量耗盡了。但在1987年，已經退隱很長時間的克萊本再度出山，在里根與戈爾巴喬夫的白宮峰會上演出。演奏完之後，他彈起了一首叫《莫斯科之夜》的歌曲。自從他第一次去莫斯科以來，這就是他的保留曲目。那麼多年前他給大家留下的印象難以磨滅，他的演奏讓峰會的氣氛從公開敵意變成了淚流滿面的懷舊。
克萊本改變了美蘇關係的溫度，但他當然沒法改變冷戰的行程。法國人造了「冷戰」這個詞來描述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的高度緊張的對抗氣氛。1947至1991年，一直存在核戰爭的威脅，需要各國做積極準備。我清楚地記得，我小時候，英國政府通過郵件分發小冊子給公民，教大家遇到核武器攻擊時如何應對。我當時心驚膽寒但興緻盎然地閱讀了這些材料。
普京總統本月早些時候宣布，俄羅斯有了新型核武器，足以「攻擊世界的任何地方」。他的言辭讓我想起了赫魯曉夫。他喜歡用導彈嚇唬西方，威脅要毀滅西方。赫魯曉夫的宣傳其實是誇大其詞，他真實擁有的導彈數量遠遠沒有他吹噓的那麼多。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普京是不是也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不過語言本身就是武器。赫魯曉夫的真實目標是削減軍事開支，將資金轉入住房建設和農業發展，但他的威脅和他的核武器計劃激發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軍備競賽和太空競賽。特朗普總統近期關於將太空軍事化的講話，就像他之前的里根的計劃一樣，是攀比與爭鬥的致命遊戲的新階段。
我們為了最新的政治衝突升級而痛苦的時候，不應當忘記，當政治領導人陷入僵局的時候，有時看上去最無關痛癢的人也可能改變大局。在《莫斯科之夜》的故事裡，身高六英尺四英寸、頭髮亂蓬蓬、佩戴塑料翼領、滿臉害羞微笑的德克薩斯人克萊本，把俄國自己的音樂演奏得如此精彩，如此投入，讓這個發誓要摧毀美國人生活方式的帝國竟然愛上了他。
克萊本之所以能有效地搭建溝通橋樑，是因為他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他自視為偉大作曲家的僕人，他愛這些作曲家，觀眾聽的也是他們的作品。如果他的演奏能幫助建成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很高興。這些品質也能解釋，他為什麼是一位天然的外交家。在本質上，他這個人本身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音樂，是人類的歌曲。他知道，在所有領導人都離世之後，在他自己也離世之後，音樂仍然夠把人類團結成一個群體。
5月14日，特雷莎・梅在在議會的演講中強調，英國人與俄國人民並沒有矛盾。她其實可以說得更到位一點。英國人欽佩俄國人民，仰慕他們的力量、激情與堅毅。我們英國人熱愛俄國音樂和文學。我們深知，儘管俄國經歷了風風雨雨，俄國人民始終是人性本質的偉大探索者。
特雷莎・梅如果我們真的處於舊衝突的新階段，那麼我們應當記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文化外交能夠讓我們分享價值觀和思想。所以俄羅斯禁止英國文化協會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所以英國應當派自己的足球隊去參加俄羅斯世界盃，儘管英國政治家和王室成員都不去。軟實力很難製造出來，其結果也難以預測。但如范・克萊本所示，如果軟實力真的產生了效果，那就可能是非常精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