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記者（為性別平等）做出的貢獻，超過了律師們30年做的事。”布魯克林學院法律系教授米娜·柯特金（Minna Kotkin）說。
美國當地時間3月13日晚，紐約城市大學新聞系研究生學院邀請多位在紐約工作的記者一起探討了過去一年中的“我也是（#MeToo）”女性平權運動。討論會的主題是“#MeToo，你準備好（報道）了嗎？”
“最近我見到的因為性騷擾和性侵犯被從高位上解僱的有權勢的男人，比我這輩子里之前見到的總和還多。”《紐約時報》記者艾米莉·斯蒂爾（Emily Steel）說。斯蒂爾因報道福克斯新聞（Fox News）高收視率節目The O'Reilly Factor 前主持人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的系列性騷擾案件聞名。
斯蒂爾說，過去一年中的“MeToo”運動是讓整個美國社會和法律體系傾聽更多女性的聲音，而媒體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職場性騷擾發生的根本是男女權利的不平等，男性在職場上佔有壓倒性的權利優勢，”為《衛報》等媒體撰稿、專註於性別報道主題的記者寇艾·貝克（Koa Beck）說，“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在這場運動中被拉下馬的全是位高權重的大公司高管。”
至於職場性騷擾為何難以杜絕，柯特金分析說，當女性在職場中處於弱勢地位時，她們很難站出來質控她們的上司、僱主，因為這會讓她們面臨失去工作的風險——尤其對低收入女性群體來說，保住工作是她們生存的底線，這讓她們沒有選擇。
柯特金說，職場上通常有兩種常見的性騷擾，一種是不正當的行為，如觸摸，肢體過度親密等舉動，二是誘導性地勸說，比如暗示女性通過性行為可以獲得諸如升職加薪等好處。但隨着很多媒體報道了職場性騷擾的案例，性騷擾的法律邊界也在變得越來越清晰，關鍵是女性要勇敢地站出來，“拒絕沉默”。
“我知道這場運動很艱難，”專註於政治報道的記者亞歷桑德拉·德桑克緹斯（Alexandra DeSanctis）說，特別是“當我們發現白宮裡居然也會發生這種事情，尤其是當指控指向的是共和黨的高官，甚至是白宮裡正坐着的共和黨的總統”的時候。
“但關鍵是記者在報道這一事件時應該保持政治獨立，不應該帶有政治傾向，”德桑克緹斯說，“這也讓我們開始反思，為什麼男性會如此對待女性？”
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柯特金表示，很多美國高校也是性侵和性騷擾高發區，其中也不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常青藤名校，而校方之所以對此問題採取迴避的態度，是因為他們不希望這種事情變得公眾化。他們甚至提出校園性侵、性騷擾案的處理應該是警方的職責，“但我認為校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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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或#MeToo，直譯為“我也是”）運動是2017年10月好萊塢著名電影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后，在西方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用於遣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在那之後，成百上千萬人使用這一標籤來公開她們的不快經歷，其中也包括許多知名人士。
隨後，這場指向職場性騷擾的運動從影視界蔓延到音樂界、學術界、傳媒界甚至政界。去年11月16日，紐約州聯邦參議員陸天娜在被問到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參議員艾爾·弗蘭肯以及羅伊·摩爾等政界人物被指控有不當行為時，特別提到了“MeToo”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被拉下馬的美國名人包括NBC“今日”主持人馬特·勞厄爾（Matt Lauer）和CBS “This Morning”名嘴查理·羅斯（Charlie Rose），還有《紙牌屋》男主角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等一大批影視界重量級人物如多米諾骨牌般倒下。此標籤目前已在全球超過80個國家中被廣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