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日本野村房地產開發公司一名50多歲的工作人員自殺。3月5日援引消息人士報道說，當地勞工標準辦公室終於在兩年後得出結論，認為此人自殺是由勞累過度造成。報道說，此人在一個月內的加班時間曾經達到180小時——這相當於每個自然日加班6小時，或是每個工作日加班9小時。
在日本的近鄰韓國，同樣有着過度加班的“文化”。不過最近，該國剛剛出台一項新政策。韓國國會環境勞動委員會於2月27日通過了《勞動基準法》，把勞動者每周的最長工作時間從68小時縮短至52小時。如果一名員工被發現每周工作超過52小時，其所在公司就將被視為違法。
與韓國類似，不久前報道說，德國最大的工會德國金屬業工會（IG Metall）與西南金屬電氣僱主協會達成協議。為了照顧孩子、患病的家屬或老人，金屬和電氣行業的90萬名工人將允許有更短的標準工時，每周的時長將從35小時縮短至28小時，這種時長最長可以享用兩年。
據報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列出了各國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的勞動者的比例。值得慶幸的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的數字令人震驚，在大多數地方，勞動者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的比例仍然相對較低。
按照OECD搜集分析的2015年統計數據，在土耳其，有近四分之一的勞動者每周工作60個小時以上。雖然美國有時也會被看作是一個“工作狂國家”，勞動者在假期和產假（無薪）方面遭受着不公平待遇，不過工作很長時間還是一種罕見現象，只有3.8%的人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
然而，亞洲不少國家在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聲譽不佳。在上面提到的韓國，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的上班族達到22.6%；而比例為9.2%的日本還有個專有名詞“karoshi”——這是用來專門描述因勞累過度而死的術語。
2017年的一則報道指出，調查數據表明，有近四分之一的日本公司讓員工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而且一般都是無償加班；更有甚者，有12%的公司讓員工每月加班多過了100小時。這些數字很值得注意，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這一門檻，勞動者的死亡幾率便會增加。
“他通常工作到趕末班的火車，如果他錯過了，就睡在自己的辦公桌上，”西垣美智代（Michiyo Nishigaki，音譯）對BBC描述着她的兒子直哉（Naoya，音譯）工作時的情況。美智代說：“最糟糕的情況是，有時他不得不通宵工作到第二天晚上10點，整整工作37個小時。”
直哉一直是母親的驕傲。畢業后他直接進入一家日本大型電信公司。他喜歡計算機，這份工作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上是個很好的機會，但過度加班讓一些問題浮現出來。“他跟我說他很忙，但他說沒事，”美智代對BBC說，“後來他回家參加我父親的葬禮，他起不來床，他說：‘讓我睡一會兒吧，我起不來，對不起，媽媽，就讓我睡會兒’。”
在那兩年後，直哉因服藥過量而死，年僅27歲。他的死因被正式診斷為“過勞死”。日本的加班文化歷史悠久，早在1960年代就被記錄在冊——但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例讓過勞死重新成為焦點。BBC報道稱，官方數據表明每年都會有上百起過勞死案例，死因有心臟病、中風和自殺。但活動人士們說，真實的數據比這個還要高。
岩橋誠（Makoto Iwahashi，音譯）說，加班並不罕見，尤其是對一家公司的新人來說。岩橋誠在Posse工作，這是一家為年輕員工提供熱線服務的機構，電話里大部分年輕人都抱怨工作時間太長了。“很悲傷，因為年輕員工認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岩橋對BBC說，“如果你不想走人，你必須（每月加班）工作100個小時，如果你要退出，你就無法生活。”
然而，超長的工作時長真能產生巨大的生產力嗎？2015年的一篇報道援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專家李長安的話報道說，“加班加點不利於員工的健康，不會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在他看來，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不得不長於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同行，是因為中國的生產效率仍嚴重落後於這些國家。
3月1日的一篇報道稱，一些發達國家的周平均工作時長要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數，但他們卻保持着非常高的生產力。BBC報道稱，日本的勞動力工作時間在七國集團里是最長的，但生產力卻是最低的。
201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生產力（單位時間的產出）是隨着工作時間的縮短而提高的。福特汽車的工人被發現，只要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他們的工作效率就會降低，而對於那些從事腦力工作的人來說，情況可能更是如此——誰能在精疲力盡的時候給出最好的想法？
或許我們可以在縮短工作時間的情況下，做完同樣多的工作。20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說，“時間可以縮短，而產量保持不變……這個道理可能從來沒進入過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頭腦。”
日本的活動人士認為，解決該國過勞死的唯一方案就是對加班員工的工作時間進行法定限制。然而，這種法定限制的可行性有待觀察，而且韓國新的工作標準時長已經遭到了企業的反對。
2月14日的一篇報道說，在採取了緩解高壓工作文化的措施后，日本廣告與傳播集團電通公司的收入雖然依然保持增長，但年度運營利潤卻成下降趨勢。由於2015年一名24歲的女員工自殺，電通遭受了公眾的譴責。
BBC報道說，這名一個月內加班超過100小時的年輕人在聖誕節那天跳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那之後，該公司CEO山本敏博（Toshihiro Yamamoto）開始嘗試改變公司的企業文化。
電通在2017年增加了近300名員工，並將部分辦公室流程自動化，這些成本總計7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2億元）。今年，該公司還將為工作改革撥款13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7.8億元）。據悉，電通今年可能會增加大約200名員工，並繼續採取相關措施，比如最近已要求員工必須在晚上10點前回家。
實際上，日本政府去年就提議將每個月的加班時長限制在60個小時以內，但是在“繁忙時期”允許企業將這個時間提高到100個小時——這已進入過勞死的危險區。批評人士稱，政府是以犧牲員工的利益來優先考慮商業和經濟利益。
“日本人依賴政府，但他們被背叛了，”研究過勞死現象30年的學者岡山浩二（Koji Morioka，音譯）說。與此同時，還有更多年輕的勞動者不斷死去，死者家屬的支持團體也不斷加入新成員。
失去了唯一兒子的西垣美智代認為，日本正在殺死它應該珍惜的員工。“公司只關注短期利潤，我的兒子和其他年輕人並不討厭工作，他們有能力，他們想把工作做好，”她說，“讓他們有機會在沒有過度加班或健康問題的情況下工作，國家才能有幸擁有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