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被譽為中東第一強國的伊拉克在經歷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和打擊“伊斯蘭國”的戰爭后，已經淪為中東戰場的代名詞。2017年12月，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宣布打擊ISIS的戰事結束。經歷了連年戰亂后的伊拉克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東亞地區代表處傳媒主管張雙峰於1月20日前往伊拉克一周，記錄下了他眼中的戰後伊拉克。
文 | 張雙峰
編輯 | 安晶
在從迪拜飛往巴格達的航班上，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飛機起飛前，空乘人員按慣例進行了安全演示，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看得仔細。原因很簡單——擔心隨時會冒出一枚導彈把飛機打下去。
就在我們出發前10天，中國外交部和駐敘利亞、駐伊拉克大使館再次發布安全提醒，警示中國公民近期暫勿前往這兩個國家。
正是在這種緊張和不確定中，伊拉克民眾已經在戰爭的陰影下默默開始了新生活。
“天賜”之城巴格達
巴格達在古波斯語中的意思是 “神賜之地”。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第二位哈里發曼蘇爾當政期間，決定在巴格達建立新都，作為阿拉伯帝國首都。這座命運多舛的“神賜”之城先後經歷過數次內戰，直到後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最近針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反恐戰爭。
所以，“伊拉克安全嗎？”這個問題讓我從北京一道糾結到巴格達。
巴格達機場不大，但比想象中要現代化得多。飛機一落地，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連上機場的WiFi向家裡報平安。我發出了一條帶定位的朋友圈，作為自己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的第一個痕迹。
還在機場時，我們偶遇了一名國內某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員。看我們一臉惶恐的樣子，小夥子淡定地說：“就那樣，沒什麼事。”
走出機場，接機的伊拉克司機把我們領到停車場。巴格達的天空很藍，空氣中有絲寒意，四下並沒有響起一丁點想象中的爆炸聲和槍炮聲。
上車后，司機打開收音機放起了充滿阿拉伯風情的音樂，異域的感覺一下湧上來，我懸着的心才略微平復。
車開動后，我不停向車外張望，努力尋找戰爭的痕迹——燒焦的房屋、 炸毀的汽車或者燒黑的牆壁，但並沒有找到。窗外的空氣中瀰漫著沙塵，卻沒有硝煙的味道。
“我看新聞里老是一天到晚爆炸啊，恐襲啊，但是路上很安靜，哪有戰爭的痕迹？”我問。
“什麼事都沒有，生活一切正常，新聞里都是錯的，”司機說，“我們抱怨得更多的是交通問題。”
上個世紀，著名偵探小說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曾乘坐東方快車前往巴格達。不久后，她寫出了膾炙人口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和間諜題材小說《巴格達之旅》。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來源之一，也是以巴格達為中心的阿巴斯王朝時期流傳的故事。
但在今天的巴格達，現實遠遠沒有那麼浪漫。
在市區街頭隨處都能看到檢查站，持槍的警察和士兵警惕地觀察着過往車輛；在穿城而過的底格里斯河大橋上，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個崗亭；這一切時刻提醒着我們巴格達並非一切如常。
然而，看到高聳的大樓、擁擠不堪的交通、公園裡綠油油的草地、遊樂園裡的摩天輪、日漸繁榮的寵物市場以及人流熙攘的購物中心，我更願意相信，這個幾十年前號稱“小倫敦”的城市終於迎來了一段難得的平靜。隨着伊拉克政府取得打擊ISIS戰爭的勝利，安全局勢有所好轉，巴格達已經開始有組織地拆除一堵堵厚重的防爆牆。
正在恢復平靜的巴格達被分成了兩個區域：戒備森嚴的“綠區”——巴格達市中心佔地約10平方公里的地區，是中央政府機構、國際機構和西方國家使館所在地；以及綠區”以外的 “紅區”。接待我們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巴格達代表處就位於“紅區”。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1980年代開始在伊拉克開展人道主義行動，為受武裝衝突影響的平民提供援助。除了遵從中立、獨立的原則，委員會採取的一系列嚴格安全保障措施也讓其在伊拉克開展行動成為可能。
我們的住所是代表處租下的幾棟小樓中的一棟，大鐵門時刻緊閉。一旦有車輛進入，安保人員必須先拿一個類似掃雷器的裝置掃視汽車底盤。小樓窗戶外罩着一層厚厚的鋼板，牆外堆滿沙袋，陣仗如臨大敵。
根據規定，工作人員不能隨意外出走動，只有在很小的範圍內可以步行，其他時間必須乘坐交通工具。我們住處30米外有一家小商店，這成了少數可以放風的地方。即便只相隔30米，每次出門，門衛都會站在門口目送我們進商店，再等着我們返回。
在這樣嚴格的安保中，我們居然還吃到了一次外賣，據說是從巴格達另一邊花45分鐘送來的。這頓外賣再次刷新了我對巴格達的印象。
我們在巴格達唯一一次外出就餐是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家餐廳，食客在進門時都需要經過安檢。餐廳里則熙熙攘攘，到處是香味四溢的阿拉伯大餅、烤肉和吞雲吐霧的阿拉伯水煙，窗外的底格里斯河靜靜流淌，讓我暫時忘了自己身處何方。
巴格達的小裁縫
隨着漸漸深入了解巴格達的生活，我開始意識到平靜的表面掩蓋了戰爭帶來的創傷。
在巴格達郊區一棟破舊的水泥小樓里，我們見到了Yassmin和她的家人。小樓看上去非常粗糙，外牆沒有任何粉刷，讓人感覺房子剛蓋好之後，住戶們就匆匆搬了進去。
Yassmin一家原本住在位於巴格達東北方的迪亞拉省，她的父親是一名警察。2006年，由於教派衝突，Yassmin的父親遭到威脅，隨後全家逃到了巴格達。
到巴格達后，Yassmin一家最初住在姐姐家，直到2012年他們得到一塊地皮，才建起了這座小樓。
“很不容易，但是無論在哪，我們只能適應生活。”
現年21歲的Yassmin長着一張娃娃臉，顯得稚氣未脫。光從外表看，很難想象她已經離過一次婚。Yassmin早在 17歲就已結婚——這種情況在伊拉克並不少見，但因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她很快提出了離婚。
“離婚是個艱難的決定，男方極其不配合也拒絕出庭，程序拖了很久，整整兩年，”Yassmin回憶說。
在更換了幾次法庭后，離婚申請終於得到判決，但Yassmin未獲得任何補償。隨着父母失去勞動能力，生活的重擔漸漸落到她的肩上。在伊拉克，離婚對女性來說是一種恥辱，雖然急需為家人找到收入來源，但Yassmin的父親依然限制她外出。
“比如，我不能把照片發到社交媒體上，甚至都不能出去工作。我曾經夢想做一名電視主持人，但是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面對現實。”
一次偶然的機會，Yassmin得知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經濟援助項目和職業培訓。她在培訓項目里選中了縫紉，在拿到援助金的當天，Yassmin立馬置辦了兩台縫紉機和布料，開始自己設計製作女裝。
通過口口相傳，Yassmin的縫紉技術漸漸開始在當地小有名氣。“有很多天我早上六點才睡覺，”Yassmin說，“聽到顧客說我的衣服做得很漂亮，這些勞累都不算什麼了。”
靠着製作成衣的小生意，Yassmin一家的生活逐漸得到改善。期間不斷有人向Yassmin提婚，但都被她拒絕了。Yassmin說她想要重新過自己的人生，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新生活。
現在，Yassmin的夢想是在25歲之前再雇一兩個學徒，開個裁縫店或者時裝店。
“希望我們能夠擁有更多的權利，那樣的話，即使離婚也能得到應有的補償，而不只是一張廢紙。”
在我們離開伊拉克之前，Yassmin發來了一張她在自家小院的自拍。照片里，她露出了燦爛的笑容。我很慶幸苦難沒在她的笑容里留下印記，也慶幸她的年輕能讓她重新開始。
迪亞拉長輩的期許
從巴格達往北約90公里，就是Yassmin一家曾居住的迪亞拉省。
儘管伊拉克政府三年前就宣布解放迪亞拉，但仍有ISIS殘餘武裝分子藏匿在該省各個角落和山區。當年，不少居民都親眼見過ISIS士兵。
有居民稱ISIS士兵大多是年輕人，當時只是從村外經過，沒有造成大的破壞。還有一名居民回憶了自己被ISIS士兵盤問的經歷：
“有一次我開車送母親回老家，經過ISIS設立的檢查站，他們讓我把車停下。雖然心裡緊張，但我知道事到臨頭肯定不能跑。他們對我喊：‘把墨鏡摘下來！’幸運的是，聽說我母親病了，他們沒怎麼為難我，讓我通過了。”
伊拉克政府軍現在還時常對這一地區開展軍事行動，清繳ISIS的殘餘勢力。我們前往的al-Udhaim醫療中心位於迪亞拉省東部，距離ISIS殘餘勢力藏匿的山區只有幾公里路程。
al-Udhaim醫療中心是當地唯一的醫院，曾在戰火中遭到破壞，後來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支持下得以重建，目前能夠覆蓋當地的4萬居民。
雖然打擊ISIS的戰爭結束了，但民眾遭受的傷痛還在繼續。
在戰亂中，al-Udhaim醫療中心所在的地區曾一度被遺棄。當逃難的民眾返回家鄉時，由於醫療條件匱乏，加之水資源污染，當地很多居民——特別是兒童患上了一種名為利什曼病的皮膚病。
這種病通過白蛉叮咬傳播，能造成皮膚潰瘍，有的甚至一家好幾口人都會出現癥狀。治療方法則是向傷處注射藥物，患者在接受注射的過程中需承受極大的痛苦。我們在al-Udhaim醫療中心就見到了正在接受治療的兒童，診室里充滿了患兒此起彼伏的哭叫聲。
醫療中心的重建緩解了當地居民看病的問題，但乾淨的水源依然是防止疾病傳播的關鍵環節。為了解決水問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迪亞拉省修建了兩個供水站。最早是為這一地區的難民提供飲水；在難民們陸續返鄉后，供水站繼續工作，為附近三個村子的居民供水。
聽說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客人，其中一個村子里的一戶人家熱情地升起了篝火，全家人不停地抓住我們自拍，連不到10歲的小孩都人手一部手機，最後甚至連鄰居都驚動了。
這個大家族的家長之一Saleh指着院子里的水龍頭說：“村裡之前經常有人生病，醫生說是因為水不幹凈。現在水變好了，沒有人抱怨了。”
隨着伊拉克出現暫時的平靜，為和平和重建帶來一線希望，經歷了戰亂的Saleh已經在思考家族和國家的未來。
他希望當地政府能更多關注與民生直接相關的領域，比如水、電、衛生和教育。與和平國家的長輩一樣，Saleh也開始操心起年輕人的工作問題。
“最重要的是就業。現在有很多大學畢業生，有學歷，但是卻沒有工作給他們做。”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