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權勝系中國知名財經專欄作家
據財新報道，首批債轉股規模為1萬億，預計在三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化解1萬億左右規模的銀行潛在不良資產，報道還提及，債轉股將主要集中於部分關注類或正常類國企貸款。
其實銀行的信貸不良資產劇升是與國有企業的經營困境沒有有效緩解相關聯的，徹底的解釋就是國有企業的低效拖累了銀行。所以，現今開出的藥方是：銀行的債權轉成國有企業的股權。這樣，企業可以不用背負沉重的利息負擔，銀行也可以減輕自身的不良率。這就是當今甚囂塵上的「債轉股」，債轉股顧名思義，就是企業欠銀行的債務轉成銀行持有所欠企業的股份，等企業「元氣」恢復，股份增值，銀行再擇機退出。
這種看似兩全其美的解決方式是否真能皆大歡喜破解雙方之困？解答這個疑問需要有問題起因的前置：那就是這種辦法能否解決國有企業的低效？再者，如果國有企業破產，銀行手裡攥著的股權是否等同於一張廢紙？因為我國對企業的破產清演算法則是債權大於股權，所以銀行如果握有債權肯定要優於股權。
最為主要的是握有債權的好處是話語權始終在銀行手中，銀行可以通過企業財務報表對其經營動向進行動態掌握，如果企業到了資不抵債的程度，銀行就可以通過對債權抵押物的申請、保全、處置，能夠挽回大部分資金損失。但銀行如果握有企業的股權就會是另一種形式，股東的許可權要比債權人小的多，除非在債轉股中能使銀行股權佔優，有對企業資產重組和決定經營層重組的能力。否則，銀行的債權轉為股權就是由主動轉為被動，債轉股其實是相關利益者相互博弈的結果。
在現實中，債轉股的定位是國企，國企是共和國的長子，是我國的經濟命脈有力的承擔者。不管是金融資源還是土地資源，對國企都是儘可能的政策傾斜，國企出現一丁點兒不舒服，治療方案馬上呈上。所以國企被「慣」成淌點虛汗就住療養院，並沒有從健體強身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本質，因此也帶給國企依仗有特殊照顧而無後顧之憂、逐漸喪失進取之心的惰性，所以「低效」就成為國企的代名詞。
上個世紀末，我國為了國企脫困，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用債轉股的辦法接轉銀行的不良資產，當時看似效果明顯，商業銀行能輕裝上陣，企業又能擺脫包袱、斷尾重生。但其實那個時候全球經濟大體不錯，加之我國剛進入國際貿易組織，國外資本流入中國，國企利用國內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和外部流入的資金與技術，使其生產的產品在短時間內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但隨著世界經濟的風雲突變，特別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重創，行業發展遭到重新洗牌，而我國當時奠出四萬億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政策，使本該被市場淘汰的企業又得以苟延殘喘。近期美國經濟首先復甦，美聯署去年底的加息措施，預示著美國加息預期加大，加速我們國內資本外逃，全球擔憂中國經濟放緩問題不絕於耳。加之發達國家對高科技的壟斷，我們那點人力資源紅利在科技創造生產力面前早已消失殆盡。所以現在債轉股的外部條件已經失去上次那樣的比較優勢。
就內部環境而言，我國用投資拉動發展的經濟模式的邊際效應已經進入快速顯現階段，製造業設備過剩以及房地產庫存增加，加上創新力不足等，結構的不合理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為此中央提出用供給側改革發展新理念來重新審視當前市場，但這種經濟變革必然要符合現代市場的要求，落後產能和殭屍企業必然要被清除出去，還用原來那套低效的生產方式佔據著市場的國有企業肯定也要被轉型或者被淘汰，不然的話低效依然充斥著市場，債轉股的意義又何在？
3月24日，李克強總理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6年年會，他表示，將用市場化辦法推進債轉股，探索用債轉股降低企業槓桿。 4月11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再次重申這個信號，這句話的語境說明銀行債轉股並不是簡單的把一些企業的債務轉成銀行的股權，換成銀行角度、意思可能是銀行接受企業的股權在於企業的制度的改進和經營的優化為條件。
所以可以看出，債轉股的前置條件只能算是企業舊增長模式切換到新增長模式，只能算是國家通過銀行丟給國有企業改革所需的切換時間差。按照這個理念，債轉股的成功的關鍵在於企業是否能在這個切換的時間內進行制度創新、技術創新，能否通過創新給國有企業帶來活力？
雖然債轉股今非昔比時換境遷，如果還沿用上次的債轉股的方式來剝離銀行有毒資產、而不是對企業進行徹底的改革，債轉股就有可能影響國家的金融安全，挽救的對象可能由企業轉換成銀行，因為債轉股可能使一些正常的企業仿效，蓄意把包袱丟給銀行，造成逆向選擇。那樣，債轉股就會得不償失。
所以，改變原先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國內債務迅速積累這個詬病，對這種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需要時間和空間來進行矯正的。因而筆者有理由認為當前運用債轉股是一次用時間來對沖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空間的革命，也是為供給側改革贏得些許騰挪擴展空間的一次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