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基思・羅威
翻譯/陸大鵬
今日的西方社會比以往更加分裂。我們的政治立場發生極化。我們對性別、階層、種族和民族的差異十分執著。富人指責窮人是太懶惰不肯工作謀生的懶漢和騙子；窮人指控富人是拒絕納稅的奸詐之徒和寄生蟲。我們誰都不信任，不信任競爭對手，不信任朋友，甚至不信任我們自己的領導人。我們互相爭鬥。
以上是今天歐美新聞節目里佔據主宰地位的一些故事。直到不久前，我還願意對大多數這樣的故事聳聳肩，報之一笑。作為歷史學家，我深知這樣的新聞標題並不新鮮，因為我們歷來就經受著形形色色的矛盾。我也知道，這些爭吵其實往往沒有乍看起來那麼激烈。在我們表面的分歧之下，絕大多數西方人其實始終忠於我們的政治體制以及支撐它的各種機構。一定程度的衝突其實是我們體制的內在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些衝突，體制反而不能運作。（或者至少我們會覺得無聊。我們始終在尋找新的辦法給我們的生活更多戲劇性。好萊塢編劇會告訴你，衝突是所有精彩故事的靈魂所在。）
但過去幾年裡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它可能更令人擔憂。我們當中可能出現了一種新的衝突：老一輩和年輕人之間的對抗。這種現象被稱為「代際衝突」，或者用更有趣的說法是「嬰兒潮一代與新千年一代之戰」。這種說法背後的思想是，嬰兒潮一代，也就是二戰之後那十年裡出生的人，恣意狂歡了五十年，沒有好好考慮未來。他們浪費了世界的資源。他們花錢大手大腳，超出自己有能力承擔的範圍。現在他們退休了，住在寬敞的大房子里休閑。而不得不為他們收拾殘局並付出代價的人就是年輕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享受過去的福利。
在西方世界，這種說法越來越常見。比如，在美國就出現了很多斥責老一輩人的故事。用《時尚先生》雜誌一位記者的話說，老一輩是「美國歷史上最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自我陶醉、自我放縱、自我吹捧的一代人」。在英國，政治家戴維・威利茨（David Willetts）於2010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擠壓：嬰兒潮一代如何奪走了他們兒女的未來》（The Pinch: How the Baby Boomers Took their Children』s Future）。
此後就一直有相關的激烈辯論。與此同時在歐洲大陸，社會科學家經常抱怨，他們的國家被老人政府所主宰。在整個西方，老年人都被描繪為霸佔著全部的權力、所有的金錢和職位。而年輕人變成了「被剝奪的一代」「失落的一代」，用2017年底播放的一部BBC紀錄片標題的說法，是「完蛋的一代」。
BBC紀錄片Generation Screwed我開始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對它們持質疑態度，就像我對西方社會的其他所有「衝突」抱懷疑態度一樣。年輕人和老人之間當然會有怨恨的情緒，歷史上一直有。但總的來講，歐美年輕人尊重老人，非常清楚自己對老人的責任是什麼。而老人也為了兒孫擔憂，並盡其所能地幫助他們，給他們金錢、建議，幫他們帶孩子。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印象，而是得到數據的強有力支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美國就代際衝突的話題做過民意調查，按照該中心的保羅・泰勒（Paul Taylor）的說法，年輕人和老人都認為今天的挑戰是他們共同面對的，而不是把他們對立起來。泰勒說，代際「戰爭」只不過是媒體上的煙霧彈，並沒有真憑實據。
但我們不需要挖掘多深，就能發現一些危險的種子。代際差別是非常真實的。當然了，年輕人並沒有像新聞故事上說的那樣怒氣沖沖，但也許他們真的有理由發怒。
以我自己為例。過去二十年裡，英國大學生開始要交學費，而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上大學都是免費的。英國大學生畢業時平均負債約5萬英鎊（約44萬人民幣）。這相當於平均工資水平的整整兩年薪水。換句話說，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比他們的父輩落後了兩年。
如果大學生在畢業之後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工作，這種債務還是可以承受的。但很多大學畢業生現在只能從事無需大學學歷的工作。2010年至2015年，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英國人的工資中位數下降了12.7%。扣除物價因素，今天英國年輕人的收入低於差不多20年前。所以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不僅債台高築，償還能力也比他們的父輩差。
不止這些。近些年裡，生活成本也上漲了很多。例如，儘管經濟停滯，自2011年以來房租上漲了15%。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租房，因為買自己的房子成了不可能的夢想。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年輕的時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買房然後成家是普遍現象。而在過去二十年裡，二十多歲就擁有自己房子的人數下降了一半。原因當然是錢。在過去二十年裡，英國平均房價翻了兩番。
年輕人和老人的差別遠遠不止是經濟方面。政治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在2017年大選中，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絕大多數投票給特雷莎・梅的保守黨；但三十四歲及以下的人絕大多數投票給工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也有類似的差別。十八至二十四歲的人有超過70%投票主張留在歐盟。但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有60%投票選擇離開歐盟。
年輕人在這兩輪投票中都失敗了，所以難怪很多年輕人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失望。脫歐公投期間一位年輕大學生告訴我，老年選民的權力不僅不符合人口比例，而且本質上是不公平的。這位大學生說：「老年人投票決定的未來，反正對他們自己不會有影響。受影響的是我這一代人。」
與西方社會裡持續出現的許多內部爭吵不同的是，代際衝突問題有可能變得比乍看上去更為深刻，造成更大的損害。西方體制的基礎是這樣一種承諾：每一代人會過得比前一代更好。就是這種承諾，讓我們的內部爭吵不至於變得過激。在過去，每一個潛在的過激分子或心懷不滿的人都有理由耐心下來等待，因為即便短期內局勢晦暗，他們至少可以相信，長遠看來我們的社會一定會進步。
如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個承諾第一次被打破了。整整一代人被拋下了，而我們的統治階級（大多數人屬於老一輩）似乎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採取措施來應對。
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英國。美國人也覺得過去所謂的「美國夢」在衰退。據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拉吉・切蒂（Raj Chetty）的說法，40年代出生的幾乎每一個美國人的收入都比父輩高。今天，80年代以來出生的美國人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收入比父輩高。在美國，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與此同時，中產階級處於持續的衰敗中。今天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而60年代末的時候是61%。美國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受打擊最重的是年輕人。
在歐洲大陸，年輕人的境遇更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1月底發布的報告，近些年裡代際的經濟差距拉大了很多。自金融危機以來，六十五歲以上人群的收入增長了10%，而其他每個年齡段的收入都停滯不前。十八至二十四歲的人群受打擊最重。在歐盟全境，差不多有五分之一年輕人處於失業狀態。在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年輕人的失業率甚至更高：30%至40%。「年輕人落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發出警報，「若不採取行動，整整一代人永遠沒有辦法恢復元氣。」
這種局面的危險性在於，它有可能破壞西方的體制，而就是這種體制讓西方在過去七十年裡較為穩定。如果年輕人覺得體制在阻礙他們，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捍衛體制的價值觀呢？年輕人是西方社會的未來，而如此全面徹底地得罪這些年輕人，是愚不可及的。
我們目前還沒有到達危機爆發點。遠遠沒有，因為西方的絕大多數年輕人正忙於處理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還沒有去質疑他們所在的體制。但這不是說西方各國領導人可以高枕無憂。如果年輕人被逼得太緊，他們的怨恨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肯定會比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其他那些爭吵與衝突更嚴重。
但如果西方各國政府要應對年輕人的困境，就不得不做一些艱難的抉擇。必須給年輕人希望，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會改善。必須降低房價，必須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必須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是，稅收體制必須要有實質性的改革，因為目前的稅收體制傾向於老人和富人，而對年輕人和窮人不利。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的評論中強調了上述幾點。她寫道：「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不是一個年齡段與另一個之間的對立。打造對年輕人有利的經濟，能為所有人創造更牢固的基礎……但毫無疑問，我們必須現在就行動起來。」
她說得對。60年代的文化繁榮，靠的是青年文化的能量。如今為西方各經濟體提供能量的一整套行業，靠的是80年代和90年代年輕人的理念。而如今，年輕人的能量和理念都被債務的沉重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這對我們當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