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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先
政治與人本身關乎思想試驗的根本，是劉慈欣科幻世界中始終圍繞著的宏大議題。
純文學觀念「去政治化」書寫中，政治被偏狹地理解為需要對抗的黨派政治或者是政治行為，文學被視作需要對此做出叛逆或疏離的姿態以保持自身的審美純正性與觀念獨立性。在這種思路之下，「批判」本身的路向被預先設置好了，轉化成了立場與價值觀，從本質上來說還是延續了二元對立政治意識形態的邏輯，它一開始具有特定歷史時期的合法性，此後當外部社會已經發生變化的時候則日益變成無所用心者刻舟求劍般的路徑依賴。劉慈欣的過人之處在於，他重新將政治討論「理想類型」化，而不是像一個在觀念派別菜市場中的家庭婦女一樣對日常的行為選擇錙銖必較。就政治觀念而言，劉慈欣在小說中常用的手法是去日常化、設置極端情境和「例外狀態」，在應對與處理緊急狀態中突出主權者的合法性。他常被評論者認為是古典主義的原因正是來自於其政治與社會認知上的古典政治思想，即帶有功利主義理性色彩的階級與社會判斷，而一改當下流行的微觀政治話語（比如糾結於身份認同或者性別取向的政治正確而忽略了現實中更為迫切的壓迫與階層差別），賦予共同體以更廣闊的維度，進而實現集體性對個人主義的超克，重新在廣袤的時間與空間中建立一種新的現實感性。而這一點，對於普遍瑣碎化和犬儒化的當代文學思想格局而言，無疑是一種革新。
《超新星紀元》（1991）中的故事就可以視作一個微型的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模型。由於死星爆發造成的高能射線輻射到地球，全世界十三歲以上的人將在不久的未來全部死去，在這之前兒童需要迅速成長、承擔起國家主宰者的責任。這便是一種遠超出平常與日常的例外狀態。超新星紀元將至帶來的存亡絕續危機，使得人類重新回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意義上人人各自為戰的「自然狀態」中，社會退縮、政府獨大，強勢國家成為「活的上帝」——主權者。人們所獲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都是從主權者那裡來：「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承當這一人格的人就成為主權者，並被說成是具有主權，其餘的每一個人都是他的臣民」[9]。為了避免只有孩子的世界分崩離析，各國首腦採取了緊急措施，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面對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選拔未來國家領導人的質疑，總理的回答是：「成人世界隨時都可能喪失工作能力，在這人類最危難的時刻，我們絕不能讓這個國家處於沒有大腦的狀態——我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所以，我們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一樣採取了這種非常特殊的選拔方式。」[10]這個「非常特殊的選拔方式」就是政府（主權者）無視既有法律和制度程序，直接任命新一代領導人。「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11]用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術語來說，中央非常委員會的舉措就是主權者基於法的「委任獨裁」，而新一代的主權者則可以接過超越於法的「主權獨裁」的接力棒。[12]而在這之前，山谷世界中已經按照成人世界的政治邏輯通過遊戲對孩子們進行了國際政治的模擬訓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種揮之不去的世界大戰的威脅感籠罩在每個人的心頭——這依然是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體系，時刻面臨的是地緣政治、資源爭奪、聯盟與競爭等問題。主權者的決斷在這種生死存亡的危機中尤為關鍵，因為只有它才有能力阻止可能出現叢林競爭般的無政府狀態，讓國家凝聚為一體，高效率地應對危機。在危機爆發的轉型時期，新舊權力尚未交接成功的懸空時代，出現了全球混亂，這個時候充當主權者的是數字國土和量子計算機。但是主權者必須唯一，一旦孩子們接手權力就必須要獨佔權力。劉慈欣在小說中設置了「全國大會」的情節，因為「數字國土」上出現的虛擬社區使得在現實國家之上疊加了一個虛擬國家。虛擬公民就是集體人格的代言者，在准全民大會的虛擬民主之中，絕大部分人都會追求一個非理智、非邏輯的「好玩兒的世界」，而不是有著理性自覺規劃的世界。劉慈欣藉助這個情節嘲笑了民主的群氓天性，因為最終還是精英主權者具有理性的決斷能力，如同施密特一再強調的。有意味的是在小說里幾乎沒有人對主權決斷產生任何異議，顯示了一種潛在的國家主義傾向——個人在其中無關緊要，他們要服從絕對的集體和國家利益。劉慈欣的現實感如果說還是無意識的，那麼對於集體信仰的人格化卻是確定無疑的。
在這部早期尚帶有「兒童文學」色彩作品中，劉慈欣按照勢力均衡的原則重新在孩子國家間演繹了一部當代政治史，可以說是出於對后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的切實感受，折射出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核威懾邏輯。《球狀閃電》（2001）里中外戰爭也正是因為宏聚變而可能造成的全球衰退而不得不停止。這一「威懾與平衡」的思路凸顯的是幾乎伴隨人類歷史進程始終的「囚徒困境」，後來被劉慈欣在「三體」系列小說（2006-2010）中發展為更精細的「黑暗森林」法則。如果注意到該作的寫作時間正是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及至蘇聯社會主義聯盟瓦解的那段時間，這部小說可謂意味深長。雖然就歷史進程而言，這是冷戰體系的結束或者所謂多極化世界的興起，但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對立的消解，而甚至可能更為嚴重，只不過在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所營造的幻覺中變得隱蔽了，劉慈欣用科幻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回應。
對自然叢林狀態的不滿與對人性本能的不信任，使得在劉慈欣看來，科技才是文明的關鍵，宇宙的正義（法的觀念，法與是否邪惡沒有關係）由更高一級的文明者界定。在他架構的世界觀之中，技術實際上充當了神的角色。循著這種邏輯，必然會悖論性地導致「黑暗森林」法則的誕生：因為宇宙本身不可窮盡，技術與文明也就沒有盡頭、無法預知（神不可知），因而導致終裁權的喪失，事實上宇宙中是無法確定終極主權者的，這是宇宙秩序墮落為混亂的自然社會的根源。在《三體II：黑暗森林》的結尾羅輯與史強的對話中，羅輯說道：「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恆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這就是宇宙文明的圖景，這就是對費米悖論的解釋。」[13] 宇宙圖式似乎成為一種「他人即地獄」般的場景，這裡顯示出存在主義式的自由、選擇與責任的議題，我們可以看到劉慈欣在處理葉文潔與羅輯的不同選擇時對於個人主義式自由的超越。
因為「自然」（野蠻）與「道德」（文明）是一體兩面的事情，自然狀態中人與人（或外星人）彼此為敵，但這並非正義與否的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將這種宇宙秩序搬到地球上來，具體到《三體·1》中背負文革創傷記憶的葉文潔身上，關於正義與邪惡的痛苦思索就是失去歷史感和現實感的絕望：「也許，人類和邪惡的關係，就是大洋與漂浮於其上的冰山的關係，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物質組成的巨大水體，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認出來，只是由於其形態不同而已，而它實質上只不過是這整個巨大水體中極小的一部分……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大地。要做到這一點，只有藉助於人類之外的力量。」[14]她沒有反求諸己，從人類自身尋找根源，而是將裁奪權交給外來者，試圖讓「三體」文明來取代地球文明。計劃讓具有更高技術的外來者統治地球，這是精英主義者的自以為是和主體性喪失。當她訴求「人類之外的力量」之時就是另尋一個主權者，不僅僅是針對自身所在政府的主權者，而且針對整個地球，這讓她必然陷入文明悖論的境地，使她成為邪惡的肇始者。
葉文潔的選擇就是放棄了責任，而將權力移交給他者（三體外星人）。按照薩特的說法，存在先於本質，「通過人的自由選擇的行動，人才成為他那樣的好人或者惡人」[15]，人只有通過自我選擇才能決定自我存在，獲取真正的自由。放棄主體自我的葉文潔因而也就是失去了作為人的自由。與葉文潔形成對比的無疑是執劍人羅輯，他的強大的主體性足以承擔起地球主權者的角色，與三體的威脅相抗衡。羅輯對三體人採取同歸於盡的威懾鬥爭，不惜以全部人類的命運做賭注。這讓他背負了無情暴君的罪名，但這卻是自然狀態中不得不行之的博弈。「黑暗森林」建構的宇宙圖示很容易使人將其與霍布斯聯繫起來，而威懾鬥爭則更是在現實中似曾相識。「霍布斯認為人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主權是一切人看得比什麼都要緊的東西。因此，一個主權者率爾任其主權承受勝負的戰爭風險，未免愚蠢。在一個什麼都說不定的世界里，明慎的主權者當然會備戰，但真正開戰是另一回事。」[16]羅輯肩負黑暗的閘門，承擔了在彼此威懾中處於平衡狀態的責任，實際上即是與外來他者強行達成了一個契約。他代表的就是終極意義上的理性之「法」和「道德」，而不是淺薄的小市民般的人道主義溫情。
法與道德平時是以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無意識出現的，只有在被破壞時才會浮現出其真切的面容。既然技術高的文明就是天然主權者，低級文明無法與之講道德——「毀滅你，與你何干」。羅輯明白自身主權者的責任，要超越於法之外，所以他可以殺伐決斷，殘酷地用整個地球的命運與外星人做生死博弈。但他的後繼者程心卻不明白。程心的問題在於她無法認識到正義與法之間的關係，主權者沒有法可言或者說超越於法律之外，因而它本身就是正義——在它那裡，不存在毀滅整個人類是否是惡這樣的道德問題。作為一個地球的主權者，她是超道德的，為了維護地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反常倫理的都是合法的。在自然狀態的「黑暗森林」中，她的最大道德應該是不惜一切代價採取任何手段來進行保護人類，就如同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所說「我們不能設想任何先於保存自我的努力的德性」[17]，「絕對遵循德性而行，在我們看來，不是別的，即是在尋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上，以理性為指導，而行動、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18]。當自我保存都無法做到的時候，何談道德？她認識不到這一點，存有婦人之仁，反倒毀滅了地球。很多讀者會在程心「聖母式」形象中看到劉慈欣「直男」的一面，其實這倒並非是劉慈欣的性別歧視，而是冰冷理性對於小資式溫情的嘲諷。如果將小說中的地球置換成中國，「三體」置換成其他國家，其象徵性是不言而喻的。